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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學者史景遷！兼述一些雜感
2021/12/30
最近美國耶魯大學治中國歷史的學者史景遷去世，引起一些感嘆與相關議論。
有一位歷史學者、朋友L君表示：“史景遷算是比較「持平」看待中國歷史、人文之學者矣，
然有時還是難免會犯了西方學者既有的「線性邏輯思考」的繆誤！
就如同費正清一樣。”
另外一位學者朋友C君則回應說：“不過他倆已是眾多學者中，
對中國大陸較友善且深入的研究者，我們應尊重與讚佩他們的學者風範。”
我接著表示：“史景遷可能會在不自覺間受到“西方中心主義”思維的影響。
但是，華人學者卻也可能受到“中國中心”思維的影響。
可能需要細部檢視，才能比較準確指出何者更多偏頗。
不過，我大膽假設，作為華人學者，我們毋寧更多接受點西方觀點，對我們自己可能更有益。”
C君則又回應我說：“其實我倒認為要改變的是西方學者；
道理很簡單：
長期以來華人學界（不管兩岸的那一方，尤其台灣）一直是以謙卑、羨慕、甚至景仰的心去看待西方學界，
畢竟他們四、五百年來帶領世界走向現代化（含工業化、都市化、尖端科技化及現代民主制度的產生）；
亦言之，他們先進了（即所有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
也享有不成比例的最高資源的擁有者（即長期是15％的人口擁有世界總資源量的 85％～近十年來才稍改變）及分配者（分配權）！
當然令世界其他國家（其實就是開發中國家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嚮往（傾慕）不已！”
“在這大背景之下，學術界亦然，長期以西方為模仿與創新的對象，以台灣學界為例更是如此，
所以嚴格來說：我們研究他們簡直已到了廢食忘寢、焚膏以繼晷之瘋狂的地步，
絕大量的留學生、學者（尤其美國）來來去去不知凡幾，說這樣還不夠透徹？不知如何說起！？”
“反之，
他們有真正用同樣的規模去研究東方（尤其漢文化）精髓的全面性？或中國大陸的思想體系的全面性？
沒有嘛！”
“這就造成今日美國決定全面性（貿易戰只是一個幌子）的對抗中國的戰爭，
是犯了多大的「戰略錯誤」（很弔詭吧）？”
“所以，吾人在此討論還要更多接受點西方觀點，恐怕又是「另一弔詭」！？”
我一向很佩服L君與C君。但是，我仍然想強調：中國人（或華人）不妨多些接受西方學者對我們的帶有批評性的看法，作為自我批判與自我改進的重要參考。所以，我又進一步提出了以下的一些想法。
為免繼續在最籠統的層次做無謂爭論，我說我們不妨從一些具體議題來切入討論。
史景遷提到過湯若望、南懷仁等西洋傳教士在為中國曆法修訂上做出的貢獻。
這個貢獻涉及中國人頗為自豪而且很重視的24節氣的計算，這對後世民生影響很大。
但是，就在曆法修訂完成後，卻遭到清初權臣鰲拜與一些漢人天文學者的反對，欲治湯若望凌遲死罪，
後幸賴孝莊太后赦之。
上述關於修訂曆法的史實，一般中國人其實知之甚少。
類似情形恐怕也出現在許多其他方面。也就是說，傳統中國文化其實持續受到來自西方（廣義西方）的影響。但是，中國人自己往往並不甚了然。這也許有部分是因為統治者並不樂意讓民眾意識到外來者在此中的貢獻（在古代，定曆法可能帶有某種天命的神秘含義）。抽高了說，也就是有中國中心的思維在起作用。
但是，這種情況對中國文化的持續發展與進步其實有害，因為中國人很難意識到需要積極向外學習。
與此或許相關，我還讀過一些其他的文獻，討論到最早的中國曆法的來源。
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最早的曆法就可能源自西方（巴比倫？）。
這種說法，很可能一時難以被接受。但是，我確實認為值得深入去了解（註一）。
至於說西方人有「極度的優越感」，這應該也是事實。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人大概在很長的時間裡也有「極度的（文明）優越感」（相對於當時所知的”天下“範圍而言），而且可能因為這種「極度的優越感」反而導致中國文明發展遲滯。
近代中國因為一再受到打擊，終於勉強承認在某些方面中國文化可能落後於西方。
但是，在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其實也還是欲迎還拒，
或者以所謂“中體西用”的理論來繼續維護中國人的文化自尊，
然而這種觀念實際可能誤導我們。這大概也是近代中國文明發展會落後於日本的重要原因。
順便一提。台灣現在會這麼親日，我估計部分原因就是深深感覺到近代日本文明優於近代中國文明。
（這是個大題目，我這麼粗糙陳述大概不免要挨罵。不過，要做到不挨罵恐怕很難。就姑且如此吧）
我說一些台灣人親日部分是因為“深深感覺到近代日本文明優於近代中國文明”，這是我的大膽看法，但也是一個痛定思痛後才提出的看法。親日的可能理由很多，但是，最終，我認為一個實際上最簡便、最有力的理由就是這個（文明優越）。文明優越當然又可以分成許多不同的面向。但是，也可以簡括成兩方面：科技與人道。前者特別是與降低死亡率有關的項目大概最動人心，譬如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後者包括基礎教育和參政、辦報等。這些其實在日本本土也只是剛剛開始發展，但是，總之在此之前，台灣民眾可能並沒有從清朝政府那裡感受到、享受到。
對我而言，重要的是，中國人自己要肯去體認自己（或自己的先輩們）沒有做好的地方。
拒絕認識到這個問題，中國很難真正有根本的長進。
中國太龐大，大到足以形成高度封閉的系統，可以高度拒斥外來的事物（包括基本價值觀念）而猶足以自存。這對中國卻未必是好事。長期如此，終究會帶來發展遲滯的結果。
有句話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
我想嘗試稍加修改，變成：受苦的人有自我批判的義務。
中國人受苦，所以中國人更需要自我批判。（當然，我的意思是，其他的受苦者亦然）
自我批判並不等於自我懲罰。
兩者若混淆，容易讓人更傾向拒斥自我批判。
自我批判比較是一種理性、客觀態度，
看清楚自己的偏頗、不當之處，及其對自己受苦處境的作用；
人如果看不見自己的問題，當然也就很難去尋求改變。
我以為，一個人或一群人如果長期陷入某種受苦的情境中，很可能自己就是造成受苦情境的參與者。
舉個和我們距離比較遙遠的例子（俾免於涉入太多主觀情感）。
譬如一些非洲土著部落，可能幾千年來一直過著窮困、而且持續被外界剝奪的生活。
他們當然可以怪罪剝奪者，是剝奪者讓他們受苦。
但是，要想改變這種處境，光是抱怨剝奪者可能缺少積極意義，他們必須自我改變。
而自我改變的契機則在於自我批判。
唯有清楚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自己才會認真尋求改變。
近代中國的過激式革命及其衍生的問題，可能就是一例。
不過，這個問題牽連太廣，此處暫不予置論）。
我說”中國人受苦“，這話可能有人不以為然。中國大陸現在有時候被稱為”強國“或”千年盛世“（”強國“的稱呼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兩種意義，一是嘲謔，一是肯定）。但是，我比較是想到近代史上稍早的中國。譬如說，1960年代離現在很遙遠嗎？恐怕未必。類似的苦難會不會再來呢？誰知道呢！”千年盛世“是不是其實潛藏著一些難解的問題呢？總之，如果基本結構不改變，有一些災難是有可能會重複發生的。
而即使是到了此刻，大陸的廣大底層民眾其實也還是很貧苦。
據李克強總理的說法，中国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這些人應該大多數是農民工。
這些人的生活水準還是很低的。
當然，政治犯或喪失人權的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層面，
但是同樣會帶來受苦的結果。這些仍然有待於進一步改變。
對我來說，兩岸的問題也就是中國問題的一個環節；
台灣人如果受苦，也就是中國人的苦難的一部分。
兩岸的問題，部分也就是心態的問題：應該調整的心態如果未能調整，悲劇就可能會發生。
好比一個心態上不懂得尊重、包容異己者的人，很容易在特定情境出現時，就會忍不住要攻擊對方。
他除了情緒上忍不住，而且主觀上也認為攻擊異己者具有正當性。
但是，結果則是製造了新的悲劇。
要調整心態，要懂得尊重、包容異己者，中國人要學習接納外來思想，特別是西方現代化的思想。
現代化的西方，在尊重異己者這一點上，是提出了重要學說的。
這是西方的進步成果，卻不應該是西方的專利。
拒斥學習西方，只有讓中國社會失去根本進步的大好機遇！
註一：
依照古代訓詁學經典“爾雅（釋天篇）”中的說法：“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
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這裡有許多詞彙，後世幾乎無人能解。
但是，一個簡單的判斷是，這些詞不是單音節的字，
也就是說，它們本來不是漢語詞彙。
由此可推，中國早期的天文學/曆法學，很可能源自外來文明。
當然，最可能是來自西方（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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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7 18:29 聯合報 / 記者周妤靜／台北即時報導
知名漢學家、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因帕金森氏症併發症在當地時間12月25日逝世，享壽85歲。
史景遷自1974年以來，共完成14部與中國有關的歷史著作，以中國近代史權威享譽國際。2006年，時任合作金庫銀行董事長、現任願景工程基金會董事長陳冲，在史景遷來台訪問後，撰文記述史景遷的歷史成就，並進一步論述台灣人在國際情勢下的使命。「史景遷改變台灣？」全文回顧：
台北東區，夜幕籠罩信義商圈，在燈光柔和的書城一角，發現一堆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書，涵括渠30多年來的十餘本著作，中英文皆有，相較於一年前的場景，真是截然不同。當時我曾應某週刊之邀推薦好書，其中一本為史景遷早期的名著「改變中國」，雜誌出刊不久，友人來電表示在書局中遍尋不著該書。何以前後不到20個月，竟有如此差別？應該與史景遷去年11月來台訪問有關，不僅與歌手伍佰以粉絲之姿表示欽仰有關，更與阿扁總統親自接見，當面推崇其研究中國歷史之成就有關。不過有趣的是，據媒體報導，阿扁總統曾向大師探詢有無可能寫一本「改變台灣」？
應該不太可能。一方面史景遷在演講中自承其精力集中於中國研究無暇他顧，另一方面其名著「改變中國」是有主詞的，從書名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 from 1620－1969即可得知，不是史景遷在改變中國，而是記錄一群洋顧問先後從明朝、清朝、民國乃至文革後在中國的活動對中國產生之影響。如果寫一本「改變台灣」，其主詞為何則將大費思量；百年台灣，政治、經濟、人文、景觀乃至文化、思想均有急遽的變遷，孰令致之，是鄭成功、兒玉源太郎、蔣經國、還是李登輝？在「改變中國」一書中被大量運用之洋顧問信函與家書，在台灣能否有所角色？「景」仰司馬「遷」的Spence，恐怕也頗感躊躇。
史景遷雖是耶魯大學的歷史教授，但少有論文發表，其窮畢生之力，將中國近代史小說化的功力，無人可及，香港評論家認為其不完全是史學家，毋寧稱之為講故事的高手，似亦頗為傳神貼切。說故事的人本身，並不能改變中國或台灣，其僅能生動敘述其所查證的史料或軼事。
「改變中國」出版於中國門戶緊閉之時代，十年後，在「鄧小平座車於十字路口打左轉燈向右轉」的寓言中，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史景遷雖有三冊「找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of modern China）敘述此一演變，惟以書名論，則以法國媒體工作者Erik Izraelewicz所著「當中國改變世界」（Quand La Chine Change Le Monde）較具有互動的震撼。E.I對所謂China shock極為重視，只緣近十年來大陸挾其人力，不僅成為世界工廠，生產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車與紡織品，50%的電腦及照相機；更提供全球最多的消費人口，消耗最多的能源物料，攫取最多的就業機會。中國已從「改變」的客體，轉為「改變」的主體。難怪比爾蓋茲曾表示，中國的快速發展，已跨越兩個i的階段（initiation/imitation承包/模仿）而直接進入第三個i（inno-vation）。
事實上，中國的崛起與改變，應歸功（至少一大部分）於台灣的人力、資本、經驗與刺激，E.I亦承認在中國的發展中，台灣是最佳的學習對象。今後在中國繼續蛻變的路途上，已投資上千億美元的台灣是坐視還是參與？是無視緊鄰經濟體的存在，還是嘗試與之共存共榮？這也是本次經濟永續發展會議中始終難解的習題。
在討論中，每次觸及兩岸問題，總有碩學之士，將平日之專業棄置一旁，而以單純的敵意，否定兩岸產業分工經貿往來的現實，使早已面臨金融需求外移的金融界，陷入持續偏枯的局面。其實經濟學人雜誌三年前曾以Dancing with the Dragon（與龍共舞）為題，描述兩岸經濟互動的微妙，「與龍共舞」四字一則表示兩岸文化相連經濟共生的宿命，間亦表達步步為營謹慎將事的態度。兩岸互動，非無風險，但風險不宜管制，只能管理，反對人士中不乏講授風險管理之學人，應知以堅壁清野拒絕接觸的方式避險，只是駝鳥埋沙的心態；透過審慎規劃縮減曝險才是正面迎戰的藝術。
以目前情況，才氣洋溢如史景遷亦無法寫出一本像樣的「改變台灣」；只有以積極心態在掌握兩岸產業分工、暢通兩岸經貿往來的前提下，或許尚可在未來商請史景遷執筆一冊「台灣改變中國，中國改變世界」。
史景遷不過是講故事的高手，至於故事本身還是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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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紀念冊】鄭培凱／成一家言的史景遷（上）
2022-01-19 00:00 聯合報 / 鄭培凱
我的老師史景遷過世了，帶領我進入學術殿堂，指導我學術生涯近五十年的老師，在美國的家中離開了人世。他走得安詳，在睡夢中平靜地進入了他研究了一生的歷史世界，享年85歲。我是他在1972年正式收的第一個博士生，跟隨他研究明清文化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屈指一算，已經半個世紀了，時間過得真快，連我都已經邁入古稀多年了。回首半個世紀，師恩歷歷在目，看著窗外的山海平靜如太古，日升月落，秋去冬來，老師卻永遠離開了，再也聽不到他侃侃而談，跟我講述他的寫作計畫，評論剛讀完的小說，或是念誦一段詩句了。
取名「史景遷」，望成一家之言
我忝列老師門牆的時候，還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學青年，意氣風發，就像湯顯祖詩句說的，「弱冠精華開，上路風雲出」。史景遷老師當時也才三十六歲，剛剛升任教授，是耶魯文科中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正在撰寫《康熙：重構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又譯作《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這本書。也許因為我是他的第一個博士生，他似乎不知道對我這樣帶有叛逆性格的學生需要嚴加管教，也許是因為我們都年輕，師徒關係有點界限不明。我稱呼他作「先生」，Mr. Spence，他叫我的名字Pei-kai，稱謂方式符合耶魯的老傳統，但是他總是感覺有點彆扭，跟我說，不要叫他「先生」，太正式，直呼Jonathan親切一點。我是來自中國文化環境的學生，叛逆歸叛逆，規矩是要遵守的，還是一直稱呼他「先生」。直到我讀了四年博士，動筆寫論文的時候，他跟我說，你已經完全獨立了，我們平等相稱，是朋友的關係，直稱我的名字Jonathan，讓我聽著舒服一些。你們中國人不是有「亦師亦友」的說法嗎，這樣的關係讓我感到親切得多。他還舉了自己的例子，說他稱呼自己的老師Arthur Wright（芮沃壽）為Arthur，Mary Wright（芮瑪麗）為Mary，十分自然的。從此，我就稱呼他作Jonathan，一直到他離世。現在我懷念他，跟人提起他的名字，腦中浮現的卻是最早稱呼他的「先生」。或許年紀大了，人就愈趨傳統，逐漸接受了「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念頭，畢竟到了最後，我們都會成為歷史人物，都一樣了。
史景遷先生非常注重因材施教，讓學生尋找自己的研究方向，發揮所長。我這個人興趣很多，所以他對我有點放任自由。後來我發現，他對不同的學生，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導，有時也很嚴厲，達不到他的要求，甚至不給學生通過口試審核。我個人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正式安排我的學業規畫。他說，我的中文比他好，解讀中文文獻史料，他不必再教我什麼，可是他可以教我如何找中文以外的相關資料，比如西方漢學研究成果、日本漢學成就，介紹研究歐洲思想文化的老師，如何組織材料，捋清思路，呈現歷史圖景。我在中國學術環境成長，從來沒有聽到過老師如此開誠布公，告訴你，他的知識結構也有欠缺，甚至不如學生。他說得很自然，同時告訴我，我們可以一起研究你的課題，如此我們師生學問都有進步。我猜想，他心中想的，是中國傳統所說的「教學相長」。這讓我一開始就覺得這位年輕的老師很謙遜，又十分坦誠，在他身上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君子」與英國的gentleman風度，不卑不亢，不激不隨，翩翩風度之中，蘊含了對人的親切。他有點像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典範，在他身上可以感受什麼是「溫文爾雅」。我不知道這是因為他出身書香世家，耳濡目染了西方傳統的優雅，還是他因為喜歡中國文化，浸潤在理想化了的古代風雅之中，從而展現了這種性格傾向。
史景遷這個中文名字，是他撰寫論文期間，師從房兆楹先生，房先生給他取的名。房先生是明清史大家，和夫人杜聯喆一起，對西方明清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以英文編著了《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明代名人錄》（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這三部皇皇巨著，為研究明清史的學者提供了最權威的工具書。史景遷景仰他們的學問，通過老師芮瑪麗的介紹，遠赴澳大利亞跟隨房杜兩位明清大家問學，在他們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康熙與曹寅》。史景遷曾寫過一篇紀念文章《我的老師房兆楹》，其中說到，「房先生永遠是循循善誘的偉大導師」。房先生給他取名「史景遷」，「史」的發音符合Spence開頭的子音，又聯繫終身研究歷史的願望，「景遷」則是要他景仰司馬遷，學習中國歷史寫作的開山祖，成一家之言。房先生為他取了這樣響亮的名號，一定非常得意，因為這個英國學生真的鍥而不捨，以畢生精力鑽研明清近代的中國歷史，而且成就了一家之言。
《康熙自畫像》，刻畫出皇帝的「人間喜劇」
史景遷開始做博士論文，研究康熙與曹寅的關係，反映皇帝和包衣家奴的親密合作，如何幫助中央理解地方政經與文化動態，探索大清帝國統治維穩的祕訣。他師從房兆楹，真是如魚得水，不但得到房兆楹傾囊相授，還因房先生和台灣故宮的負責人關係密切，所以史景遷通過了這種特殊關係，得以最早利用故宮檔案看到康熙御批奏摺。在1960年代，台灣的故宮檔案還存放在台中，那是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還沒建起的時代，皇帝御批奏摺根本是不開放的，可是他到了台灣，庫房就打開給他去看，看到了康熙親自披覽的奏摺，看到了康熙的手跡。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他博士論文所用的第一手資料，是前所未曾披露，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過去沒有西方學者查閱過的康熙的御批檔案，沒有人處理過康熙批紅的曹寅祕奏。他同時利用了一些研究《紅樓夢》的資料，如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其中許多關於曹寅的資料。一個皇帝，跟一個包衣的緊密關係，成了統治國家的機密管道。曹寅是康熙最親密的戰友，最可依仗的奴才，提供江南地區的第一手資訊。皇帝在北京可以得到江南地區的密報，等於他有一個心腹在江南，告訴他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從歷史專業的角度來講，這篇論文使用了原始材料，寫出康熙對江南情況的掌握，有一個直接通報的祕密管道，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成就，很快就由耶魯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奠定了史景遷的學術地位，而且留校任教。
後來他還用康熙檔案材料，配合相關文獻，假想康熙如何觀察世界，如何處理繁雜的國家大事，如何安頓勾心鬥角的後宮生活，如何擺平皇子繼承的問題。康熙是皇帝，是奉天承運的天子，可以呼風喚雨，移山倒海，收復台灣，平定三藩之亂，赫赫不可一世，但他也是個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慾都有，也有每天要過的生活。他有數不清的煩惱，層出不窮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糾紛，真實的生活也是十分煩心的。史景遷寫《康熙自畫像》，刻畫出皇帝的「人間喜劇」，讓讀者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皇帝，原來是一個立體存在的人，不只是高踞龍庭的神祕的天子。出版之後，不但展現了特殊風格的歷史寫作，而且在整個西方人文界造成了轟動，讓他們得窺紫禁城宮牆之內的祕密。
1966年史景遷出版了第一本學術著作《康熙與曹寅》，之後陸陸續續完成了14部有關中國的歷史著作，包括《改變中國》《康熙自畫像》《王氏之死》《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胡若望的疑問》《追尋現代中國》《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毛澤東》《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前朝夢憶》等等。他的這些作品在歐美學術界，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專著，尤其是《追尋現代中國》一書，取代了早期費正清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成為西方大學中國史課程的通用教程。最有趣的是，他所撰著的歷史專題作品，一經面世，都成了市場流通的歷史類暢銷書，我和鄢秀為理想國主編的《史景遷著作集》系列，在中國大陸也風靡一時，而且是長銷書，出版之後歷久不衰，影響深遠。
晚年是美國的陶淵明
他退休之後的晚年生活，比較平靜安逸。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我每年都會從香港飛到紐約，然後開車一個多小時，到他坐落在耶魯大學郊區的寓所去拜望。有時他就戴著草帽，穿著幹農活的工作服，手裡還提著蘸著泥土的花鏟，開門迎接我這個老學生。史景遷很有意思，房子後面有一片很大的園子，喜歡做些園藝活，他喜歡種花植樹，不種菜，像個花農。春天一開始就穿戴得像個農民，到園子裡平整土地，剪樹蒔花。我有時笑他是美國的陶淵明，他就很得意，每次要向我展示新開闢的花圃，又種了什麼新發現的花卉，有的是常年開的，有的是季節性綻放的，好像在經營花木營生一樣。園子很大，還建了一個中西合璧的涼亭，匾額上是張充和題的隸書「呦呦亭」，我說寓意好，出自《詩經‧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們在亭子前照過不少相片，正值櫻花盛開的時節，垂垂一樹的紅豔在微風中飄拂，襯出我們相聚的歡笑，現在也只堪回憶了。除了垂櫻，園中最美的幾棵樹是晚春盛放的山茱萸，矯夭向天穹開展，像明清山水畫中的高士，手持杖藜，迎風而立。他家園子後面還有一面斜坡，坡度很大，下面有一潺小溪，流水汨汨流過，造成一片原隰，他居然在那一片類似沼澤的隰地之中，平整土地，圍上樹籬，搞成了一個他戲稱「祕密花園」的隱祕空間。他們夫婦帶著我們攀爬下斜坡，涉過小溪，很得意地展示他們農活的傑作。史景遷有英國人比較內向的一面，做園子他很快樂，就跟寫書一樣，孔子天上有知，或許會改變他對樊遲的批評。
與他不熟悉的人，一般就只看到他在講台上的風貌，講課非常活潑生動，做大型公開演講的時候，則風度翩翩，吐字如蘭，好像空氣中都浸潤了風雅。在公眾場合談文論道，他謙謙有禮，很善於跟人來往。可是他其實很喜歡躲在研究室或家裡，是一個很內向、很內斂的人。他樂於徜徉在自己的天地裡，不是讀書做研究，就是做園子。他太太金安平喜歡做菜，烹飪手藝高超，而且兼通中西廚藝。他們兩個人享受神仙伴侶的清福，偶爾也開放美好的私人空間，招待好友。他不像我的師祖費正清，每個星期四下午就把家中客廳開放，群賢畢至，長幼咸集，是永不歇息的學術沙龍。這兩代的漢學領頭人物，個性不同，生活與社交形態也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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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學家史景遷逝世】連清川評論：誰還在乎史景遷？[轉貼分享]
31.12.2021
文:連清川.圖:網絡圖片
在紐約曼哈頓島的第十二街，有家全球知名的二手書店：斯特蘭德舊書店（Strand Bookstores），它號稱自己的書，可以排12英里長。
有一年的時間，我幾乎每個周末都泡在那裏。它的二手書，根據品相來定價格。許多老版的書，只有原價的一二折。在那裏，我基本上收集齊了幾位我最喜歡的作家的英文版作品：奈保爾（V.S. Naipaul)、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當然，還有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萬歷十五年》引進中國，成為那一代中國學生的必讀歷史書。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開始進入了歷史的非教科書閱讀。但那個時候太年輕，沒有讀懂多少，也沒有真正改變閱讀歷史的習慣。
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什麽時候開始閱讀史景遷。第一本讀的書，應該是《大汗之國》吧。基本上從那個時候起，我大體上放棄現代中國人所撰寫的中國史，而完全以西方漢學家的著作為主。一直到前幾年，我才重新開始讀民國時出版的中國史，包括孟森、陳寅恪、呂思勉和方詩銘。再後來，遇見了台灣的王汎森和北大的李憑，才算重回雜食中西的歷史閱讀。
《大汗之國》
但是閱讀書單的持續擴大並不能消解我對於史景遷的熱愛。如果人們以幹貨多少來評價歷史學的意義的話，那麽大約要減少掉一半閱讀歷史的樂趣。在美國，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非虛構作品中，該有一半是歷史學著作，包括我非常喜歡的約瑟夫·艾里斯（Joseph Ellis）和路易·孟南德（Louis Menand）。史景遷的寫作，恰恰是超越歷史，從而成為了大眾史學的天花板，他也從根本上，顛覆了歷史寫作的許多既成範例，這往往又成為他的爭議性來源。
維基百科中說，史景遷是「16世紀以來最有影響的漢學家之一」，這大約要出乎許多國內學人的意料之外。國內史學界對於史景遷態度矛盾，一方面，史景遷是必讀漢學；而另一方面，與其他海外學人相比，史景遷似乎缺乏了對以往歷史的反思與深度。
我卻認為，這個評價恰如其分，毫無溢美。
1.
關於史景遷，必須從他的師公開始說。
他的師公是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從他仍然在世開始，費正清就已經是一個爭議人物。美國右派普遍認為，正是費正清開啟了親華史學的肇端。
從某種程度上講，右派的這種攻擊，並沒有冤枉費正清。他一生同情中國，同情中國革命，對中國歷史的批評極度溫和，並且認為應當尊重中國自我的道路選擇；對中國古代歷史，基本上摒棄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路。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費正清開啟了現代美國，乃至整個現代西方世界的漢學研究。而設立在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從開張到現在，一直是西方中國研究的核心機構，無人能夠挑戰。
更重要的是，費正清中心培養了幾代中國漢學家。費正清的徒子徒孫，不但幾乎壟斷了漢學學術研究，並且不斷給美國政府輸送對華政策高參，左右美國對華政策走向。美國右派對於費正清及中心的耿耿於懷，關隘在於，它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對中國政治充滿了同情的中國通，和對中國文化充滿熱愛的漢學家。
史景遷的師承，是費正清的正牌弟子，女漢學家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她丈夫是另外一個漢學家芮漢壽）。而芮瑪麗又把史景遷推薦給了澳洲的華裔學者房兆楹。史景遷就是在房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也是他的第一部中國專著《曹寅與康熙》。
美國的漢學家序列，可謂群星璀璨，難以勝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加州伯克利，都有極具特色的漢學研究，而其中的許多人在各自的領域都可謂是執牛耳者。宇文所安和田曉菲夫婦，是研究中國文學的權威；史景遷的夫人金安平，則是研究孔子生平的權威；國民黨元老鄒魯的公子鄒讜的研究領域，是中美的政治交往史；新一代的謝淑麗、卜正民，也都在各自的領域中嶄露頭角。
中國歷史學界慣於把史景遷、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與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並稱為漢學三傑，其實並不公平。倒不是說，這三位不配享有如此盛譽，而是這樣的推崇，降低了其他學者的重要性。美國漢學研究，每個人都會專注於各自的領域，絕無追逐熱點的毛病。因此，有些研究領域過於專業，不為國人所重視而已。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的《撒馬爾罕的金桃》，中外物資交流史上堪稱經典，但顯然關注甚少。
魏斐德以一本《大門口的陌生人》在中國暴得大名；而孔飛力的作品《叫魂》在20世紀90年代也是一時洛陽紙貴。這兩部作品口碑爆棚，其實多是得益於當年學界仍然在反思中國文化與制度得失的氛圍之中，若是今天把這兩部作品引入，恐怕會得到一片拍磚之聲，斥為「乳滑」（編按：「辱華」諧音字）代表。
這兩位學者在美國向來以嚴謹著稱。我也非常喜愛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因為談論中外對抗，容易引發情緒；但他的《洪業》，講述清朝的開國歷程，才是真正的扛鼎之作。同樣，《叫魂》所涉及的，是中國傳統制度如何把一個尋常的巫術怪奇，變成了一場席卷全國的政治運動，仍然還是著眼中國政治文化的反思。
2.
相比於魏斐德和孔飛力，史景遷的作品中似乎找不到一本專門針對中國文化和制度的深層批評。史景遷的著作像是歷史普及，而不是嚴肅的歷史研究。從閱讀的角度上講，它們更接近與文學，而非史學。
這讓中國的許多歷史學者很是糾結。如果要講史景遷的作品是文學的話，那麽，它的所有作品，幾乎無一字虛構；但是如果要講史景遷是歷史研究者，問題就很嚴重，因為不像魏斐德與孔飛力，它的作品看上去輕飄飄的，甚少凝重的歷史沉思或反省。
因此，無論是美國學界，或者是中國學界，只好批評說，史景遷是大眾史學，而不是歷史研究。
那麽，究竟如何才是史景遷？他真的只是一個歷史作家？我有兩點辯護。
其一，史景遷的寫作對象，往往是美國公眾。對於普通美國公眾而言，中國是一個極其陌生而遙遠的存在，對於中國歷史更是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
要讓中國歷史成為所有美國公眾都能夠接受和閱讀的材料，就必須拋卻覆雜難懂的研究型寫寫作，而成為大眾讀物。
史景遷的所有著作，鮮少見到什麽高深的歷史術語，他總是把歷史材料轉化成故事，讓所有讀者可以愉悅地完成一次閱讀體驗。
《康熙》是一本自傳，《王氏之死》是一個小故事，《雍正王朝‧大義覺迷錄》看上去像一本懸疑小說，而《前朝夢憶》幹脆就像一本明末購物指南。
史景遷非常高明地利用文學的模式，把他的歷史寫作變成了一場對美國公眾的中國歷史教育課。他所呈現的，恰恰是中國文化極其覆雜的多樣性，而遠非公眾在媒體與政治中所迷失的，臉譜化與單一化的中國面貌。
在我看來，史景遷真正地繼承了費正清的學術衣缽，他在美國所完成的，在我看來叫做「啟蒙歷史」。中國不再停留在教科書中，而是真實可感的，活生生的歷史與文化。從這裏出發，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不只是一個陌生的、面目猙獰的，或最少不是面向單一的奇異國度。在種種大人物小人物的經歷中，數千年文化浸染之中的中國，是真實可感的，充滿了人性與命運的，和美國人一樣有著尋常的生活，和多元歷程。
惟有真實可感的地方，才會讓你生發同情與熱愛。史景遷啟發了一代又一代英語閱讀者對中國發生真正好奇與熱情。這，就是啟蒙的力量。
其二，史景遷的寫作，在優美的故事敘述中，真的只剩下華麗的花瓶而並沒有深沉的歷史思考嗎？我試舉兩例。
《大汗之國》從馬可波羅的中國開始寫起，細數歷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最後結尾以文學大師筆下的中國，跨越的時間長達千年，同時橫跨了政治、哲學、種族、性別、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
中國在西方眼中，從來都沒有一個穩定的形象，而是根據西方的不同時期而製造出了不同形態。其中褒貶各異，但核心要件，都不過在於根據各自的需求，去塑造中國的真實與虛構。譬如法國左翼哲學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塑造出了一個激進而後現代的中國，但這與中國革命的真實，幾乎毫無關聯；偉大的阿根廷小說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名著《曲徑分岔的花園》，則把中國設置成一個神秘主義的背景。
問題是：馬爾羅和博爾赫斯從來都沒有到過中國，他們都不過是根據自己的閱讀和想象，製造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中國。
包括導論在內的十三個篇章，都是文字優美，妙趣橫生的故事集。但是如果你只讀到了優美的故事，你大約就錯失了史景遷的真實寫作意圖。
對於中國歷史的真實探索，從來沒有發生過。從馬可波羅到博爾赫斯，西方人對於中國一直基於想象，他們寧願扭曲自己所看到的中國真實，而要納入到一個以他們自身的需求為核心的「真實」之中，在這裏，中國究竟為何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他們的聽眾相信他們所描繪的中國。
這就是東方學的根本要義。中國研究的根本含義，是建立在中國自己獨特的歷史發展與事實上去尋找探索，而不是以西方來塑造中國。
這本書在中國曾經一度是流行讀物。但是史景遷批評的是西方，所以中國人大概是咂摸不出其中的史學價值吧。
再說《前朝夢憶》。作品的主人翁是明末文人張岱。張岱為中國人所熟悉的作品是《夜航船》，記載了他所看見的明朝世界，從天象地理一直到草木器具，簡直是當時的一部百科全書。
但在歷史中，張岱最重要的作品是《石匱書》和《石匱書後集》，是回憶明朝時代生活的歷史著作。
張岱生於官宦之家，年輕時生活優裕。而在清軍入關，明朝國破之後，他流亡四方，不肯出仕，死守清貧。對於他來說，身上存在著多重的矛盾，他懷念舊時的美好時光，卻對前朝的制度頗有不滿；他眼見著新朝萬象更新，卻始終心念前朝舊恩。
在這個文人身上，集聚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深刻矛盾。所謂的遺民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裏，迸發著十分慘烈的反思光芒，與嚮往新生的邊緣創造。顧炎武、王夫之都在那個時代大放異彩。
從張岱身上，所看到的，就是那種時代轉換中，苦難、生活、道德、政治絞雜在一起的矛盾。在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中，一個充滿了文化記憶的個體生命體驗，能夠充分展示出這個文明的複雜面相。
史景遷把他史學思想和表達，都編織在他華麗與優雅的故事敘述之中。他從來沒有自作主張去申發自己的個體主張，而要讓讀者在所鋪設的故事與脈絡之中，去尋找自我的思考與反思。
這其實是一種十分高明與深刻的歷史寫作方法。沒有人能夠把史景遷的歷史寫作納入某個門派。他是西方漢學界中，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
他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實至名歸。
3.
史景遷於12月26日去世，享年85歲。對於中國而言，又痛失一位重磅的研究者與同情者。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有一套史景遷作品集，無論從製作的精美，還是翻譯的精準而言，都是不可錯失的精品。
不過，可惜的是，在中國廣受歡迎的史景遷作品，卻並非史景遷的最重要的著作。《追尋現代中國》、《天安門》和《毛》，才是真正的史景遷。國內讀書界對於史景遷的誤會，與缺乏對這幾本書的深度解讀，恐怕是原因之一吧。
最大的危機還不在這裏。費正清所創立的漢學事業，在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主宰了美國漢學研究的主流話語。在這期間，無論是學術界、經濟界還是政界，都深受費正清學派的影響。100年的時間裏，費正清中心人才輩出，創見叠出，學術繁盛，作品如潮，蔚為大觀，深刻影響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恩怨情仇。
然而，魏斐德已於2006年故去，孔飛力也於2016年仙逝。史景遷走後，費正清三代已凋零殆盡。盡管第四代第五代都已出山良久，但是從學術與社會影響力上，都與前三代相距甚遠，也已經許久沒有重磅的作品問世。
如今的漢學界多數沉淪到細枝末節的深度研究，沒有宏遠的主旨，更加沒有兼具人文與創見的新論。一方面雖說是學派新陳代謝的必然結果，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美國整體對於漢學的熱情逐漸消退，再無傳奇人物問世的原因吧。
在過去十年中，魏斐德、孔飛力和史景遷的閱讀熱潮，早在中國已經退卻。這些年來，中國對海外漢學與中國研究態度漠然，對經濟科技領域倒是投入了超乎尋常的熱力。美國公眾，早就沒有費正清、史景遷這樣的啟蒙史學，也自然沒有了對於中國文化的深刻興趣。
中美兩方，如同默契一般，都不在乎史景遷了，漢學研究，焉能興盛。
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深刻同情與研究，是中國能夠得以在美國得到持續關心的核心內容，也是建設中美之間互信與理解的基礎設施。無論你是否喜歡史景遷，他的存在，便是中國文化在美國的最大推力。
而如今史景遷不在，還有誰能講述一個美好的中國故事，讓全世界都為之傾倒、歡樂、同情與悲傷呢？
他從來都是一個嚴肅的學者，而他那洞穿了歷史的同情眼光，才是我們失去的真正寶藏。
連清川，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國際新聞專業，曾任《南方週末》記者、《21世紀經濟報道》編輯、《21世紀環球報道》副主編、《書城》主編等。曾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訪問學者，現專事寫作，著有《徬徨的帝國》、《不合時宜的閱讀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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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太平天國，多年來都是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顯學」。不過，史景遷筆下的太平天國，跟傳統的歷史敍述有些不一樣。
本社編輯部 作者: 本社編輯部 2021-12-31 灼見文化
撰文：曾紹樑.
西方的漢學家不少都有一個中文名字，上周六（25日）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家中病逝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2021）教授，他的中文名字是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明、清史權威房兆楹教授取的，寓意是「景仰司馬遷」，即是以「太史公」為榜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次變，成一家之言」，反映了老師對學生的期許極高。
從史景遷教授日後在西方漢學界的表現看，並沒有辜負老師的期許，他在耶魯大學任教40多年，講座一直受歡迎，許多著作都成為研究中國的「經典」，例如《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這本書，厚達870頁，從17世紀明朝鼎盛時期，寫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這部洋洋巨著後來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對於史景遷教授的著作，筆者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從書名便可看出，作者的旨趣主要集中在「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身上。
洪秀全、馮雲山1840年代在廣西傳教，建立「拜上帝會」；1851年在金田村發動對清廷的武力對抗，即「金田起義」，一直到1864年洪秀全身死，「天京」（南京）失陷。這段歷史，許多中國人並不陌生，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有一幅以「金田起義」為題材的浮雕。
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有一幅描寫太平天國的浮雕。（Shutterstock）
由於中國近、現代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和毛澤東均推崇洪秀全，研究太平天國，多年來都是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顯學」，最著名的研究者包括歷史學家羅爾綱（1901-1997）、茅家琦（1927-）等。不過，史景遷筆下的太平天國，跟傳統的歷史敍述有些不一樣。
寫歷史重視「講故事」和寫作技巧
正如史景遷在《太平天國》一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表示：「本書無意描述太平天國運動完整的歷史……我主要關注洪秀全的心靈，試圖盡可能地理解這位不尋常的人物，何以能夠在如此漫長的歲月中，對他的國家產生如此令人震驚的影響。」作者從宗教入手，探索洪秀全的心路歷程，講述一個不一樣的太平天國故事。
首先，贈送基督教宣傳小冊子《勸世良言》給洪秀全的，是作者梁發嗎？史景遷經過考證，認為是美國傳教士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於1836年贈書給洪秀全的。
洪秀全只讀過這本《勸世良言》，便自認見到「天父、天兄」，邊傳教，邊造反，一直打到「天京」稱「天王」了嗎？史景遷認為沒這麼簡單，事實上早在太平天國初期，西方人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聖經》啟示的結果，視太平軍為「基督徒」，傳教士亦不只一次面見洪秀全，贈他《聖經》。洪秀全本人也有刪改、批註《聖經》，說明他有讀過某些版本的《聖經》，只不過太平天國「拜上帝」的方式摻雜了「民間信仰」，即內地史學家也指出的，「東王」楊秀清玩「天父」上身；洪秀全妹夫、「北王」蕭朝貴玩「天兄」上身，這便有點「神打」的味道了！
停印《聖經》 非因洪楊之爭
後來，太平天國中止了出版《聖經》，史景遷認為，起因不在洪、楊之爭，而是楊秀清與英國來使以書信往來的一次「宗教辯論」，英人引用《聖經》，逐點反駁太平天國的「教義」，這令楊氏意識到《聖經》對其「教義」的威脅，遂以「天父下凡」的名義宣布《聖經》「錯訛甚多」，後由洪秀全親自完成了「修訂」《聖經》，在在都說明，馮雲山、洪秀全並非只讀了宗教小冊子便去「傳教」，而外國傳教士本來也有意招攬洪秀全做「外國代理人」，但洪楊的任意詮釋教義，加上後來洪楊內訌，諸王互相攻殺，「翼王」石達開出走，外國人便對太平天國徹底失望了。
太平天國運動造成千萬生靈塗炭，《太平天國》一書援引史料，寫到「天京」即將城破，城內民生之凋敝，令人掩卷三歎；寫到洪秀全死後，「幼天王」洪天貴福的命運，令人不忍卒睹。有人說，大清之亡，實不自1894-95年的甲午戰爭始，實在由太平天國運動起，這場歷時10年的造反，盡顯滿清「八旗兵」的無能，遂使湘淮地方武力壯大，埋下日後軍閥割據的伏筆。
史景遷著作《太平天國》書影。（eBay )
中文間有誤解 無礙史識發揮
史景遷共有十多本著作，或許不能說每一本都是「壓卷之作」，但從《太平天國》可看出，這位歷史學家無疑是一位說故事的高手。故事說得好，學術水平高，一樣有考證，一樣有獨到的見解，這便是史景遷。
在同輩的漢學家中，史景遷的中文能力或許未臻一流，有論者指出，在《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一書中，史景遷間或誤解了張岱原文的意思，比如張岱自稱「書蠹詩魔」，自嘲讀書、讀詩像着了魔般，史景遷卻理解為「書使他中毒，詩使他迷惑」。還有「莫逆」一詞，中國人都知道是指「莫逆之交」，史景遷卻誤以為「平定叛逆」。
不過，把大學裏枯燥的歷史，變成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除了史景遷，筆者只想到台灣的歷史小說家高陽，但高陽寫的畢竟是小說，而史景遷卻是以說故事的手法寫敘事史，因此被譽為「最會講故事的西方漢學家」，這大概便是金耀基教授強調的「史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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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83990349
北京新浪網 (2021-12-27 14:12)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等多家媒體消息，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於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去世，享年85歲。
史景遷，又名喬納森·斯賓塞（Jonathan D. Spence），193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西南薩里郡，先後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史景遷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史研究專家、漢學家，以研究明清史見長。史景遷曾任教於溫切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1965年，史景遷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后成為耶魯大學教授、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史景遷曾任2004-2005年度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在西方漢學界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其代表作有《曹寅與康熙》《康熙》《追尋現代中國》《大汗之國》《王氏之死》《太平天國》《胡若望的疑問》等。
史景遷最大的貢獻是以流暢優美的文筆，以嚴謹的歷史考證，通過「講故事」的方法，將中國近現代錯綜複雜的人物和史實通俗易懂地講述出來，讓西方讀者認識了一個豐富的中國，也讓中國讀者從西方的視角了解了自己的近現代史。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理想國·史景遷作品》總序，略有刪改。我們謹以此文紀念這位歷史學家。
《理想國·史景遷作品》，[美]史景遷著，溫洽溢等譯，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2019年間出版。
史景遷讓西方讀者對中國近代史有了「感覺」
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雖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眾對中國的認識，仍然帶有殖民心態與說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獵奇、三分輕蔑、三分憐憫，還有一分「非我族類」的敵意。想到中國的山河廣袤、人口眾多、歷史悠久，心目中浮現的圖景就似真似幻，好像乘坐荒野打獵的越野吉普，手持望遠鏡，馳騁過山林叢莽，觀看熊羆虎豹、獅子大象、猿猴猩猩、斑馬羚羊，倏忽群獸遍野，狼奔豕突，倏忽蒿草無垠，萬籟俱寂。
中國像萬花筒，什麼都有，什麼花樣組合都變得出來；中國歷史像變魔術，可以把一切想像變成真實，又可以把一切真實變成幻象；中國文化傳統玄之又玄，陰陽變化，萬象歸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變是不變，不變是變。不要說聽的人越聽越糊塗，講的人也是越講越糊塗，於是，中國也就「假作真時真亦假」，神龍見首不見尾了。
其實，在歐美真想了解中國歷史文化，也有不少西文學術書可供閱讀，從孔子到毛澤東，都有所論述，而且大體上都提供了史實正確的知識。讀者對中國近代有興趣，也可以從各類學術專著與教材，知道些翻雲覆雨的歷史大人物，得知鴉片戰爭肇啟列強對中國領土資源的覬覦與蠶食，得知中國從幾千年的帝制轉為民國政體，得知軍閥混戰與日本侵略，得知國共內戰與共產黨的勝利。
耐下心來讀點思想史與社會經濟史，還能知道耶穌會傳教給中國帶來一些科學新知、早期中西文化接觸給西方啟蒙運動提供滋養、清代思想統治影響學術變化、明清以來人口流動與增長的情況、美洲白銀與農作物傳入改變了中國經濟結構。甚至會發現，原來有這麼許多學術專著討論中國近代歷史事件與特定人物，探討傳統社會生產與倫理關係的解體，研究政體改變與城鄉結構的變化，以及西潮如何衝擊文化傳統、思維邏輯與教育制度，等等。
但是，對一般讀者而言，學術專著太深奧，教科書又太枯燥，陌生的人名、地名、事端、爭論，令人越看越紛亂，滿腦都是糨糊。實在不懂為什麼中華帝國會反對通商、反對自由貿易、反對門戶開放，不懂為什麼一向講究禮義和平的老百姓會突然變成革命群眾，不懂中國人民到底在想什麼。好像愈知道許多人物與事件，卻愈加糊塗，有如霧裡看花。
這幾十年來歐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國史的奇才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以優美流暢的文筆，把中國近代錯綜複雜的人物與史事，通過嚴謹的歷史考證，參照專家的鑽研成果，以「說故事」的傳統歷史方法，娓娓道來，讓西方讀者「撥開雲霧見青天」，對中國的歷史經歷有了「感覺」。
史景遷寫的每一本書，
幾乎做到「無一字無來歷」
「史景遷」這個華文名字，是他在耶魯大學研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期間，一位中國史學前輩房兆楹給他取的，寓意明顯，期望也高，學歷史就要景仰司馬遷，以司馬遷為楷模。司馬遷的《史記》，材料豐富，考辨嚴謹，敘事清楚，條理分明，文筆生動，「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景遷是現代史家，不像司馬遷出身「史卜巫祝」傳統，有著「究天人之際」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當代的中國歷史，敘事的方法與文體卻循著《史記》的精神，的確當得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讚譽。
從他第一部《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開始，他就結合檔案史料與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類文史資料，寫了康熙皇帝的治術，同時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內心世界。這種對原始資料的紮實研究基礎，讓他在第三部著作《康熙》（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法，發揮歷史想像，充分展現康熙大帝的喜怒哀樂，讓西方讀者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皇帝。書寫康熙，把一切客觀歷史材料轉為自傳文體，必須從天子的角度看天下，涉及各種各樣的天下大小事，以宏觀的視野，高屋建瓴，為大清帝國的長治久安著想。如此，表面是書寫假託的康熙自傳，實際上卻必須考慮中華帝國的方方面面，從統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現中華帝國的全貌。
史景遷第二部書《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探討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參與及推動中國的歷史變化，從早期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韙良、傅蘭雅，一直寫到民國時期的鮑羅廷、白求恩、陳納德、史迪威，開啟了他對中西文化接觸與交流的研究興趣，撰寫了後來一系列相關著作。他的興趣，從西方人在華活動擴展到中西文化接觸所引發的思維刺激與調適，探討不同文化碰撞時相互理解與誤解的困境。
具體的人物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都有獨特的引人入勝的故事發生，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華帝國會有各種奇特遭遇，中國人在18世紀初歐洲的異國遭遇更令人難以想像。史景遷就像福爾摩斯一樣，利用他掌握多種歐洲語言的優勢，進入中外歷史材料的迷宮之中，追索隱藏在歷史帷幕後面的蛛絲馬跡，想像中外歷史文化接觸的夾縫中，遠赴異鄉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歷史的記憶。他混合運用中外史料，披沙揀金，追索明末利瑪竇遠渡重洋，由西徂東，來華傳教的經歷，也寫了廣東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國的一樁公案，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後，西方對中國的想像與描繪。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上溯到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如何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如何利用歐洲流行的記憶術作為敲門磚，打入熱衷科舉考試、重視背誦詩書的士大夫群體。《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寫一個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聖澤神父（Jean-Franois Foucquet）的提攜，遠赴法國，卻因舉止乖張，流落異鄉，甚至被關進瘋人院里，三年後才得以返回廣東家鄉。史景遷利用了梵蒂岡的教廷檔案、大英圖書館檔案及巴黎的國家外事檔案，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廣東華人流落法蘭西的故事圖景。
《大汗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則綜觀西方人如何想像中國的歷史歷程，從蒙元時期的魯不魯乞修士、馬可·波羅，一直到當代的尼克鬆、基辛格，不但寫來華西方人所記的中國經歷，也寫沒來過中國的文人作家如何想像中國，影響了一般民眾的中國印象。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些經由仔細爬梳歐西檔案與文史群籍得來的歷史資料，經過天孫巧手縫綴成一個個動聽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緙絲掛毯，不但引人入勝，也開拓了我們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與互動是多麼的錯綜複雜，時常還驚心動魄，比小說虛構還要離奇。
《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後，引起出版界的轟動效應，深受讀者歡迎，成為暢銷書，甚至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譽為「經典之作：把學術提升到美的範疇」。西方史學界也開始注意史景遷書寫歷史的修辭策略，稱讚他文體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別具慧心，從不大張旗鼓宣揚新的理論架構，卻在不經意處，以生動的故事敘述，展現了歷史人物與事件所能帶給我們的歷史文化思考。
他繼之在1978年，寫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以山東郯城的地方志、黃六鴻的《福惠全書》、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為史料基礎，探討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環境與想像空間，從宏觀的天下全相與中西文化觀照，推移鏡頭至偏僻鄉間農民與農婦的生活，把蒲松齡的文學想像穿插到夢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現實與虛構特寫，重組了十七世紀山東農村的生存處境。這部書最引起史學界議論的，就是剪裁蒲松齡如夢如幻的優美文字，用以虛構婦人王氏臨死之前的夢境。史景遷運用文學材料書寫歷史，當然不是要呈現實際發生的史實，不是婦人王氏的「信史」，卻可以引發讀者想像清朝初年的山東，在歷史意識上觸及當時歷史環境的「可能情況」。
書寫歷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獻證據，假若文獻未曾明確提供材料，可不可以運用想像去重新構築歷史場景？這就是現代歷史書寫最蹊蹺曖昧的領域，也是後現代史學不斷質疑與解構的關鍵。他們不但質疑史料經常不足，或是一批「斷爛朝報」，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歷史實況，令人更加質疑所有歷史材料的可靠性。像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這樣的歷史哲學論者，就在他的《元史學》（Metahistory）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與檔案，都是具體的個人記錄下來的，一牽涉到具體的人，就有主觀的思想感情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歷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學客觀，做到巨細靡遺地記錄牽扯到人與事的複雜情況，而不摻入運用修辭邏輯的歷史想像。他甚至進而指出，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無大差別，都是運用文字，通過想像修辭的手段，與不同傾向的書寫策略，虛構出一個文本。
這種推衍到極端的主觀書寫論，有其立論的根據與辯難的目標，很難斥為無稽，但卻故意扭曲了文學創作與歷史求真求實的基本意圖有所不同。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史景遷的著作不能歸入「後現代」的主觀虛構歷史書寫之中，因為他寫每一本書，都恪遵傳統史學的規律，盡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從中國史書方誌檔案到西方史志檔案，幾乎做到「無一字無來歷」。他在連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歷史情況時，也明白告訴讀者，文獻材料是什麼，作者解讀的歷史「可能」是什麼，從不混淆視聽。
史景遷為中國史學傳統的「才、學、識、德」，
提供了頗饒興味的現代詮釋
史景遷的史學著作，經常是雅俗共賞，兼顧學術研究與通俗閱讀，一方面讓專家學者思考史學探索的意義與方向，另一方面又讓一般讀者深入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特別是中國人生存的時代環境與生命意義的追尋。他寫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等書，最能顯示他史識的通達與文筆之流暢，能夠不偏不倚，就事論事，卻又充滿了歷史的同情與了解，讓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即使難以認同中國歷史的發展，卻也看到生活與奮鬥其中的歷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歷史環境中，奮勇追尋茫茫前途的一絲光明。
《追尋現代中國》以教科書撰述通史的形式，歷述明末以迄當代的政治經濟變化，同時沒忘了論及曹雪芹與《紅樓夢》，「五四」時期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指出文化變遷的長遠影響。
這兩本歷史著作的書寫方式，都是傳統史學呈現歷史全相的主流寫法，出版后，都在歐美圖書市場成了歷史暢銷書，並且自1990年以來，成為西方大學中國史課程的通用教科書，影響了好幾代大學生與文化人。他接著出版的《太平天國》 （God 』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等等，一直到近年的《前朝夢憶》（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每一本書問世，都能生動活潑地呈現中國的歷史經驗，掀起暢銷熱潮，使西方讀者對中國近代歷史變化的認識更加深入，加深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同情。
史景遷的歷史著作如此暢銷，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也就遭到一些傳統學究型歷史學家的諷刺，說他是「說故事的」史學家，不曾皓首窮經、在故紙堆中考據出前人未見的史實，而且視野過度寬廣，未曾窮畢生之力，專注某一樁歷史事件，成為特定歷史題材的「權威專家」。也有些以社會科學方法自詡的社會經濟史學者，認為史景遷著述雖多，但提不出一套理論架構，對歷史研究的科學性毫無貢獻，又不以社會科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為依歸，不曾努力把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納入普世性社會科學，充其量只是引起西方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這些批評其實都是皮相之論，以狹隘的學術觀點、本位主義的專業立場，排斥歷史學的基本人文精神與開發多元的普世關懷。
從政治大事的角度書寫歷史全相，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主流寫法，《春秋》紀事羅列重要事迹，《史記》敘事以「本紀」為經，「列傳」為緯，輔以表記志書，成為中國正史的寫作通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後來的各種「紀事本末」，雖在傳統史學體例之中另列一格，其實還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書寫。不僅中國史學傳統如此，西方史學從古希臘開始，也是以敘述「故事」為主。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糅合各種資料與傳聞，刪汰蕪雜，以「說書」的敘述方式呈現。古希臘文historein，本義是「問詢」，意即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的，「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太史公作《五帝本紀》，記述上古傳聞資料，也面臨類似的問題，自己還作了檢討：「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希羅多德之後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記述往古的傳聞頗不以為然，認為可靠的歷史只有當代的記錄，因此撰寫當代的戰爭大事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資料的「問詢」上有親身的經歷，還可以採訪許多身歷其境的當事人，得以對勘論辯。雖說著史風格有所不同，更加強調資料源的可靠性，但其呈現戰事發生的前因後果，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敘述。不論是司馬遷、希羅多德，還是修昔底德，敘述歷史的修辭手法，都是去蕪存菁，運用明暢的文字，講一個動聽的故事。到了歐洲啟蒙時代，吉本（Edward Gibbon）寫《羅馬帝國衰亡史》，還是遵守這個寫歷史「說故事」的基本原則。
倒是近代的歷史學家，先受到19世紀蘭克學派的影響，在歷史研究領域強調科學實證，以考辨史實為歷史研究主要任務，長篇累牘進行考證，以顯示歷史研究的專業化。學術機構的建立、文史哲的專業分科、學術專業職場化、學術職業升遷的專業評核，把文化學術的理想轉為薪酬飯碗的優渥，加劇了歷史研究鑽牛角尖的傾向，迫使嚴肅而有才華的歷史學家隨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歷史學科制度的規範要求上面，使得全相性敘事的歷史著作遭到學院的排斥，淪為毫無史觀與史識的歷史教科書與通俗歷史演義的領域。到了20世紀後半葉，歷史研究的科學客觀性遭到挑戰，許多史學家又從一個極端擺湯到另一個極端，轉向以「觀點」與「問題意識」為主導的探討，充滿了政治正確與社會意識的信念，強調階級、種族、性別、弱勢群體，從各種文化批判角度，進行「把歷史顛倒的重新顛倒過來」的工作，化歷史研究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
總而言之，以新角度新觀點來書寫歷史，拓展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或者指出傳統歷史書寫的局限與歧視，固然有其價值，但全相敘述的歷史書寫傳統，還是不該斷絕的。不僅如此，歷史研究雖然已經成為學術專業領域，卻也不能放棄學術研究的基本人文關懷，不能排斥學術通俗化的努力，不能把一般人有興趣的歷史題材當作沒有價值的老生常談，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艱澀魯鈍作為學殖深厚的藉口。由此看來，史景遷既能著述宏觀全相的中國歷史，又能在歷史敘述的實踐上探索新的歷史研究領域，以生動的筆觸揭示新的觀點與問題意識，難怪可以雅俗共賞，也為中國歷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啟示。
中國史學傳統要求史家具備「才、學、識」（劉知幾），章學誠又加了「德」。在《文史通義》中，章學誠是這麼解釋的：「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強調的是，要有文化傳統的認識與關懷，要有書寫敘述的文采，要有辨偽存真的學殖。對於他自己提出的「史德」，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立有專章，作了詳細的疏解，關鍵在於：「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余英時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指出，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承襲了中國儒家傳統，太注重政治倫理，所強調的「史德」偏於傳統道德的臧否，而不同於現代史學強調的客觀性：「其主旨雖在說明歷史學家於善惡是非之際必須力求公正，毋使一己偏私之見（人）損害歷史的『大道之公』（天）！但是這種天人之辨仍與西方近代史學界所常討論的歷史的客觀性和主觀性有不同處。」
我們若把章學誠對「史德」的要求與余英時的評論放在一起，借來觀測史景遷的歷史著作，就會發現，史景遷的現代西方史學訓練，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國傳統「史德」誤區。反倒是因為他身為西方學者，遠離中國政治，與中國近代的政治倫理沒有切身的關聯，沒有族群興衰的認同，沒有利益的瓜葛，不會以一己偏私之見損害歷史之大公。從這一點來說，書寫中國歷史的實踐，配合了余英時的現代史學反思，為中國史學傳統的「才、學、識、德」，提供了頗饒興味的現代詮釋。
作者 | 鄭培凱 鄢秀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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