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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評論國軍抗日時期的歷史貢獻」看共軍面對抗戰史實的窘蹙
◎王懷慶
今（2015）年適逢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海峽兩岸早已著手規劃各式紀念活動。然而，甫自年初，共軍人士紛紛透過電子媒體發表評論，質疑國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部分共軍人士認為，1938年底武漢會戰後，國軍作戰從守勢階段進入持久戰階段的戰略轉換，代表國軍「消極抗戰」的態度；此外，亦有共軍人士發表評論貶抑國軍在抗日戰爭中，以英勇作戰著稱的張靈甫將軍。中共侈言自改革開放以來，已開始正視諸多歷史事實，尤其是界定國軍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地位。中共誠實面對歷史的步調雖然緩慢，但檢視中共近年對歷史的研究成果，以及官方公開的活動與聲明，證明中共正視史實的宣示亦屬事實；如2005年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抗戰勝利60周年的談話中，公開承認在抗戰時期，國軍在前線主導與日軍進行的數次大型會戰即是一例。
顯然，在誠實面對歷史事實這方面的政策，中共當局與共軍產生了不同的步調。從中共當局正視國軍主導中國抗日戰爭的立場中，對照近期共軍人士對於國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評論，顯見共軍難以清楚定位自身在抗日戰爭史實中的歷史角色。
一、共軍對抗日戰爭的貢獻遠不如國軍
依照中共對抗日戰爭的界定，區分為國軍負責的「正面戰場」與共軍負責的「敵後戰場」。首先，在「正面戰場」方面，國軍面對的是日軍的主力部隊，因此，抗日戰爭初期，國軍投入的部隊，大部分是接受德軍顧問團訓練的精銳部隊；但即使是國軍的精銳部隊，軍事實力與裝備精良的日軍之間仍有懸殊的差距。不過為了確保作戰初期的有利態勢，國軍不惜將這些精銳部隊投入戰場，也造成重大的損失，尤其是在具有扭轉戰線關鍵意義的淞滬會戰，國軍的損失尤其重大。國軍為了避免過多無謂的損失，在歷經徐州會戰及武漢會戰之後，決心轉入持久作戰，使日軍陷入中國廣大空間的泥淖中；也因為保存了國軍實力，才有後來的三次長沙大捷以及反攻作戰。而在所謂的「敵後戰場」方面，共軍所面對的日軍，則非屬於作戰部隊。共軍一直引以為傲的「平型關大捷」，所遭遇的日軍是一支後勤補給部隊；
此外，除了「平行關大捷」之外，共軍與日軍的重要作戰，似乎僅剩「百團大戰」。在作戰傷亡部分，國軍在「正面戰場」的作戰，總計傷亡三百餘萬人；
反觀共軍在「敵後戰場」的作戰，從原本的五萬人，到抗戰結束後變為一百二十萬人，因此，難以看出共軍在「敵後戰場」對日戰爭的真正貢獻。
二、共軍人士未被列入抗日名將
歷年各界舉辦的抗戰勝利紀念活動中，褒揚抗日名將也是主要項目之一。然而在世所公認的抗日名將中，屬國軍將領居大多數，共軍人士則未列入其中。即便許多抗日名將並非黃埔軍系出身，或許帶有地方軍閥派系色彩，如李宗仁、白崇禧等；亦或在之後的戡亂作戰中向中共投降，如傅作義、張治中等；甚者在抗戰時期的階級不高，但卻都是在國軍的序列中，為抗日戰爭立下關鍵的汗馬功勞。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淞滬會戰中，死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長。
然而最近共軍人士卻認為，在抗戰末期晉任國軍74軍軍長的張靈甫，並非抗日名將。惟從史實中可知，張靈甫在抗日戰爭中確實戰功無數，雖然在抗戰初期張靈甫的位階僅是校官，但是張靈甫屢傷屢戰，始終回到前線作戰。張靈甫最著名的功績是1938年武漢會戰中突襲日軍張古山陣地，也促成當時國軍的「萬家嶺大捷」；另外，在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長衡會戰及湘西會戰中，張靈甫都有卓越的表現。張靈甫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近年曾在大陸的媒體上有清楚的介紹。但共軍人士卻認為，張靈甫最有名的是戡亂時期孟良崮戰鬥中的失敗。
孟良崮戰鬥是發生在1947年５月中旬，當時國軍欲進剿山東地區的共軍主力，由張靈甫的整74師擔任主攻部隊。然而，根據當時共軍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後來的回憶，早在國軍完成部署前，共軍已掌握了國軍完整的作戰計畫。事後證明，當時國軍的作戰廳長劉斐，確是中共地下黨員。劉斐不但下達對國軍不利的軍事部署，更將國軍完整的作戰計畫在第一時間交付共軍。
由此可知，張靈甫的整74師在尚未開戰之前，已經尚失戰場先機。此外，在孟良崮戰鬥中，共軍面對裝備精良的整74師，是以超過四倍的絕對優勢兵力實施包圍，更以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擔任衝鋒部隊，進而瓦解整74師的作戰意志。共軍固然在孟良崮戰鬥中擊敗張靈甫，但以如此不人道的方式獲取勝利，實在無法與國軍將領在抗戰中的表現相提並論，所以中共若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中，大舉褒揚抗日名將，確實將使共軍處於尷尬的處境。
三、中共近年積極爭取歷史解釋權
近年來，中共積極爭取對於中國現代史的解釋權，因為掌握了歷史，更加強化中共的法統地位。然而，為了要掌握歷史的解釋權，中共不能沉浸在自己的歷史觀點。因此，中共若欲獲得各界的認可，就必須正視史料背後所呈現的歷史事實，尤其是代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抗日戰爭。
最好的證明，就是在2011年時，中共大動作將抗戰期間參加滇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遺骸，從緬甸移靈回中國境內，並修墓建碑。然而，相當無奈的是，各方研究與各項史料顯示，共軍在抗日戰爭中，對中國的貢獻確實相當貧乏。
共軍自1927年８月１日建軍後，無時不以國軍為敵。若以現代的觀點來檢視，共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國從事「叛亂」戰爭，包含抗日戰爭時期也不例外。如本文前述，共軍除了在抗日戰爭中參與的會戰寥寥可數，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敵後擴大軍事力量，以確保抗日勝利後奪取中國政權。最佳的例證是在1945年８月，當時蔣委員長數次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實施和平會談，毛澤東竟然在會談期間，指揮共軍執行「上黨會戰」，以武力阻撓國軍戰後的接收工作。
因此，共軍最著名的「功績」，對象都是國軍，充其量就是具有「叛亂」性質的武力奪權作戰。這樣的說法，可以從比較共軍的「十大元帥」，在抗戰時期或者在「解放戰爭時期」戰功的多寡中得到證實。中共要解釋歷史，唯有正視史實才能與各界互動，然此舉卻可能使共軍失去歷史的舞臺。
四、結語
共軍在抗日戰爭七十周年的年初，發表抨擊國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對照共軍在抗日戰爭中缺乏歷史舞臺與近期因涉貪對共軍的打擊，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共軍人士的言論與中共當局的政策相左。
共軍人士不乏在學術研究上有所成果，但檢視近期對抗日戰爭中的評論，共軍除了與中共當局不同調之外，亦顯現共軍的歷史觀點與學界的認知上有所差距。
無論共軍人士對於歷史發表任何評論，仍需接受各界的檢視，即便共軍在抗日戰爭中缺乏歷史舞臺，也不能以似是而非的言論，取代用史料來呈現史實的歷史觀點。
中共當局已逐漸認清詮釋歷史的必然趨勢，期盼共軍人士在認知歷史上，同樣也能獲得各界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