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級武士到帝國政治家:伊藤博文和他的 "明治幕府" / 李永晶 ( 友善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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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級武士到帝國政治家:伊藤博文和他的 "明治幕府" / 李永晶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李永晶

2021-10-05


一 未竟的事業

1909年10月21日,卸任"韓國統監"不久的伊藤博文(1841-1909)從旅順出發,乘火車一路北上。 在漫長的旅途中,伊藤透過車窗,一路觀望"滿洲"的風景。 中國東北平原秋天的蒼茫、寥廓與蕭瑟,或許讓他回憶起了自己超過半個世紀波瀾壯闊的政治人生。 觸景生情,他寫下了這樣一首五言絕句:"萬里平原南滿洲,風光闊遠一天秋。 當年戰跡留餘憤,更使行人牽暗愁。 "伊藤有寫"漢詩"的愛好,這讓我們多了一個觀察他精神世界的視窗。

詩中所言的戰事,是指爆發於1904年至1905年間的日俄戰爭;日本在付出巨大的傷亡代價后,勉強迫使俄國求和,雙方在中國東北形成了新的均勢。 他此行去哈爾濱的目的,就是要和俄國財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商討朝鮮半島的問題。

近代日本一直將俄國視為心腹大患,這應該是伊藤心懷「餘憤」與「暗愁」的原因,但還有其他:日本的政治家們一直在盯著東亞大陸日漸動蕩的局勢。 伊藤曾對身旁的人說,他打算明年"作為清國顧問去北京"(615頁);此時他已經六十八周歲,在當時的日本已算是少有的高齡,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其實,這裡面也有不得已的因素:歷史事實早已表明,東亞大陸權力結構的每一次變動,都足以在日本感到震動,甚至讓其傷筋動骨。

1850年代後江戶幕府體制逐漸瓦解,實際上可視為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造成的巨大衝擊的結果。 而此時日本已經上升為東亞世界大舞臺的主要角色。 他無法不為自己領導的明治建國事業感到擔憂。

這首詩成了他的絕筆。 25日晚7時,他抵達長春;在參加完中國道台為其準備的晚宴後,深夜,他登上火車繼續北上,於翌日上午9點抵達哈爾濱站;此時,科科夫佐夫早已在月臺守候。 兩人一同走下月臺後,開始檢閱俄國的守備隊,然後與列國領事一一握手寒暄。 9時30分,當他走到日本歡迎佇列前時,軍隊側後方衝出一個年輕人。 他迅速接近伊藤,連開數槍。 刺客是韓國人安重根,半個小時後,伊藤被宣告死亡。
這位在1862年以暗殺國學者塙次郎——傳言他正在奉幕府命令研究廢除天皇一事——登上歷史舞臺的最下級武士,最終倒在了同樣的暗殺當中。


從下級武士到帝國政治家:伊藤博文和他的 "明治幕府" / 李永晶  ( 友善轉載 )


或許是看多了維新志士和政治對手接二連三殞命的結局,伊藤已經意識到自己可能會有這樣的終局,為此他曾兩度留下遺囑。 但與他此前的同志不同,此時倒下的伊藤早已經名滿天下:明治維新的元勛、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創製者、先後四次組閣、主導"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出任韓國統監、獲封貴族最高的"公爵"尊位...... 本書作者稱他為「近代日本的奠基人」與政黨內閣和議會政治之父" 如果作者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位帝國政治家的誕生」這樣的說法,既接近事實,又更符合一般讀者傳奇故事的預期——伊藤本姓林,出身於當時地位卑下的農民家庭,因成為身份為「足輕」(江戶時代武士級別中的最下級)的伊藤直右衛門的養子,他獲得了武士的身份。

伊藤遭暗殺身亡,他領導創建的帝國失去了一位最穩健的舵手。 首先,以山縣有朋(1838-1922)為首的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進一步得勢。 山縣與伊藤雖然同屬於長州派,但晚年二人在政治上多處於對立狀態。 伊藤的離去使得山縣成為對天皇、對日本政壇最有影響力的元老,他圖謀侵略大陸的步伐陡然加速,為此後軍國主義勢力掌控日本政治蓄積了能量。 在他的謀劃下,1910年8月29日,日本正式吞併韓國。 其次,明治天皇(1852-1912)因他最為倚重的老臣身亡,遭受到巨大的衝擊;據記載,他聽到消息后,"好像突然間變成了老人",兩年後就駕崩了。 "伊藤-天皇"的這種明治政治體制勉強經受住了"大正時代"的動蕩後,一頭扎進了"暗黑的昭和時代"。 這是後話,且不掩如下事實的光輝:以他們君臣二人為核心的政治家,用了僅僅一代人的時光,就將日本從歐亞大陸的邊緣帶到了東亞世界秩序的中心。 那麼,伊藤如何在個體和國家的兩個層面上完成了「從邊緣到中心」的耀眼事業?

作為政治家的伊藤博文,他主導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為近代日本確立"立憲體制",這無疑是最值得書寫的功業。 本書作者用意也在於此,在涉及這一體制確立的關鍵點上不惜筆墨。 不過,我們今天重新閱讀伊藤,顯然不是要再次確認這種與我們平時感覺相去不遠的結論;當然,我們也不會僅僅把本書視為"演義"去閱讀,滿足於歷史劇本給我們帶來的心靈波動。

關鍵的問題依然是:伊藤博文何以取得了成功? 假若他未命喪哈爾濱,而是得以成為「清國的顧問」,他會留下什麼值得期待的功業嗎? 包括本書在內的歷史敘事並不直接回答這樣的問題,但它們卻是我們訓練自身觀察歷史與現實時的眼光、格局與心靈的必不可少的材料。 我們要盯緊幾個關鍵的節點。

二 現實主義的智慧

1877年,維新元勛西鄉隆盛(1827-1877)領導的叛亂(史稱"西南戰爭")遭到鎮壓後,明治維新政府消除了舊幕府體制留下的最後的障礙,中央集權的近代政治體制形式上得以完成。 但新問題隨之出現:在野的力量不滿意以長州、薩摩二藩為主的藩閥政權,要求開設國會,確立立憲政體。 時任參議山縣有朋於1879年向天皇上奏了關於立憲政體的意見書,提出了包括制定"國憲"、嚴格執行"行政、議政、司法"三權分立等內容在內的構想。 當時實力派政治家,諸如右大臣岩倉具視、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黑田清隆等都相時而動,紛紛附議。 1880年12月,伊藤向天皇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書,主張"政府需要根據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講究輕重緩急,不急不躁,逐漸接近'標準'狀態"。 不過,民間立憲的呼聲日益高漲。 1881年3月,參議大隈重信(1838-1922)秘密上奏的意見書,可謂一石驚起千層浪。 意見書的主要內容是採用英國模式,即議會多數黨的領袖負責組織內閣,實現"君民共治",並於1883年初開設國會。 這個以英國為範本的激進立憲論,與當時執民間言論之牛耳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的主張幾乎一致。

伊藤博文輾轉看到這份上奏書後"勃然大怒",認為大隈背叛了此前與自己達成的共識。 本書作者伊藤之雄寫道:「對於大隈來說,如果事態能像建議書那樣發展,自己作為政府領導人之一,獲得開設國會的主導權,與民權派進行合作,那麼當選首相組閣的可能性非常大。 這可以說是大隈對以伊藤為中心的藩閥政府的背叛。 "(163頁)這裡之所以要引述這段評論,是因為它在本書節奏舒緩的敘事中有強烈的異色:作者絕大多數時刻對政治家的內心都不動聲色,更鮮少從這種旨在獲取"權力"的政治現實主義的角度去描述本書登場的十數位主要政治人物。 那他為何要插入這樣一段說法?

這種評論當然得益於歷史學家的後見之明。 1872年,在維新政府實施「廢藩置縣」後,出身於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就與長州藩的木戶孝允(1838-1877)、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和土佐藩的板垣退助(1837-1919)共同成為"參議",是當時大久保利通(1830-1878)體制下的核心人物。 這四位參議代表當時的四個強藩,反映、代表了一種力量的均衡(伊藤之雄《元老》)。 然而,當木戶孝允病故、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后,長州藩的領導權轉到被大隈重信視為後輩的伊藤博文手中。 此前大隈追隨木戶孝允,且獲得了薩摩一派的支援,但在權力結構的這次變化中,他的內心可能產生了一種被疏遠的感覺。

意味深長的是,日本的歷史敘事幾乎毫無例外地將大隈重信的這次行動所引發的一系列後果描述為"明治十四年政變",本書作者也蹈襲了諸如"政變""背叛"的說法。 這種做法不禁讓人疑竇叢生:大隈只是在天皇的要求和催促下,提出了一份要求保密的意見書而已,何以就被扣上了"政變"的帽子? 這裡面可能包含著日本歷史敘事者固有的認知——比如對政治權力鬥爭的某種厭惡之情等,因為大隈的意見書非常另類,無法不讓人聯想到他個人的政治"野心"。 說政治家沒有任何"權力欲"或"政治野心",這顯然不符合真理,但在日本特殊的政治傳統中,將它們顯露出來,無疑會讓人側目。 歷史敘事的這種褶皺往往意味深長;處於權力中樞的大隈的這次行動,確實蘊含著挑戰既存秩序的政治能量。

事實上,伊藤博文作為政治家的本領由此開始發揮了出來。 首先,他充分利用了當時民間對政府的批判,運用政治手腕,與薩摩派聯手展開了"驅逐"大隈的運動,最終迫使他離開了中央政府。 其次,他反過來吸收了大隈展現的政治能量,將創制立憲政體納入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議程當中。 所以,這裡要強調的是,伊藤"驅逐"大隈並不是出於權力政治的考量,而是要將他的建國事業最重要的任務,即創立立憲政體納入自己設定的軌道上來——在歐洲君主國家憲法的基礎上,"制定適用於日本政治和文化的憲法"。 這次事件結束后,日本決定在九年後的1890年開設國會。

1882年3月,伊藤動身去歐洲進行憲法調查,第二年8月返回日本,期間他與德國憲法專家「探討憲法的優劣得失,如入廢寢忘食之境」(187頁)。 從他書信中的這一說法中,我們可見伊藤是一個"為政治而生"的人。 他在書信中尤其強調說,針對那些把「英美法自由過激論者的著述」當作「金科玉條」的人,他已經找到了相應的「理論和方法」,所以「死而無憾」了(191頁)。 1882年9月,他在給時任大藏卿松方正義的信中這樣寫道:"青年書生漸啃洋書,苦思書上之理論,將其視作萬古不易之定論,若欲施行之於實地,則為淺薄浮淺之見,卻置自國之國體歷史於度外,無人之境地創立新政府,不過一般之陋見。 "後來,他在回顧憲法制定的情境時還不忘說,"民間之政治家未能理解實際政治之責任,徒揚揚得意地心醉於孟德斯鳩、盧梭等法蘭西學者之痛快學說、奇巧言論";"順利運用憲法需要見識和氣魄,如熱愛言論自由,熱愛議事公開,或如寬容反對自家的意見之精神,更積累幾多經驗後始得之也"(泷井一博《伊藤博文》,第二、三章)。 他當時面臨的來自民間的立憲論的壓力,由此可見一斑。

伊藤的這次憲法調查的努力,最終結晶為1889年2月11日發佈的欽定憲法,即《大日本帝國憲法》;翌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屆帝國議會如約召開,憲法隨之生效。 後世的歷史學家對伊藤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的"漸進主義"多讚譽有加,他確實顯現了出色的現實主義感覺。 作為現代政治制度的後發國家,一舉實現英國式的議會民主政治,這在言論市場中非常有競爭力。 英國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自然會引發學者以及民權活動家的關注。 然而,在必然是混濁的政治現實面前,理念的清澈與純粹往往會成為持有者的盲點;政治並不是紙上談兵,而是"戰爭"的一種特定形態,它起因於人們對觀念、利益必然不同的感知,以及基於各自感知的現實行動。

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1914-1996)在分析戰後日本的言論狀況時曾指出,在日本議論政治和社會問題時,"用抽象的意識形態和圖式先設框架再來考察現實問題"的做法非常危險;在面對混濁的現實時,僅僅抓住一個理念教條而不知變通,或者僅盯著現實的某個側面而無視其他,實踐中往往會產生荒謬的效果。 他嘲諷說,有些人覺得「宛如只要高舉出反共的大旗就是民主主義的象徵! (若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弗蘭克、東條英機乃至其亞流都是最大的民主主義者。 )"丸山還進一步警告說,在日本"政治方向容易僅憑引人注目的'政治'現象——國會討論啦,街頭演講啦,或遊行、學生運動、署名活動等來判斷,在小範圍的知識階層里出現的傾向儼然認定為是主導性的動向,這樣會遭到現實的慘痛的報復"(《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

伊藤博文在主導日本走向立憲體制時,就是要防止將小範圍、特定階層里出現的傾向"儼然認定為是主導性的動向",避免遭到現實的"報復"。 那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什麼是大範圍、非特定階層共有的傾向呢? 伊藤在這裡展現了他的洞察:日本要成為歐美主導的新世界秩序的一員,成為近代文明的優等生;為此,日本必須實行立憲政體,而其要害不僅僅在於約束君主,更在於約束議會即國民代表的權力。 這裡面有著他對日本傳統權力結構的理解。

三 開設國會與創造「天皇」

伊藤還在憲法制定過程中就已經意識到,如何制定憲法和如何讓國會政治運作起來,它們其實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部觀念上、結構上再完備的憲法,在實際政治運作中也可能出現意外的問題,甚至引發"憲法危機"。 為克服可能出現的危機,完成他的建國大業,伊藤事先做好了準備。

首先,他圍繞"天皇"做足了功課。 在中國傳統的權力政治觀念中,"挾天子以令諸侯"是任何有權力慾望的人的基本常識,它源於人們對"權威"作用的本能感知:"權威"有著加持或減損"權力"的巨大效果。 伊藤博文對此當然了然於胸,而日本封建時代"天皇-將軍"天然的政治結構,為他提供了最為便利的條件——發動明治維新的各路豪傑以"王政復古""尊王攘夷"為大義名分,尊重天皇的權威和潛在的權力,這其實構成了隨後創製憲法的共識和底層邏輯。 在這種共識面前,前面提到的「明治十四年政變」中的大隈重信,可以說是有勇無謀,在政治感覺上甚至不如日本的普通民眾。

天皇的這種潛在的角色,其實是一把雙刃劍。 伊藤目光如炬,他既要讓這把利劍能隨時展現鋒芒,又要將其置於劍鞘當中,避免傷人;他主導制定的德國式立憲君主的憲法,就是這樣的劍鞘。 但新的問題是,如何讓這把劍保持它的鋒芒? 本書作者描述了伊藤的想法:「伊藤在歐洲進行憲法調查時,學到的不僅是憲法知識,還有如何塑造符合憲法運作的君主(天皇)。 符合憲法運作的君主不是專制君主,而是一個平時盡可能不干涉政治、在需要時對藩閥(行政權)內部對立進行調停,並在組成議會的在野勢力日趨成熟之後,能對內閣與議會的對立進行調停的天皇。 "(227頁)

伊藤認為天皇必須接受憲法教育。 為此,他先派遣天皇信賴的侍從藤波言忠親自去德國學習憲法課程,時間長達兩年多。 1887年11月藤波回到日本,隨即開始為天皇和皇后講授憲法知識。 同時,伊藤還邀請德國人莫爾夫婦,「讓他們作為宮內省顧問,以德國等歐洲立憲君主國家為範本,對日本宮中儀式和制度進行改革」。。 事後看來,這是一種創造"天皇"的過程。

1888年4月,日本政府設立「樞密院」,這是專門為審議憲法、皇室典範等重要法律而創設的機構。 伊藤為此辭去首相職務,出任樞密院的首任議長。 5月8日,天皇蒞臨樞密院,舉行開院儀式。 然而,就在前一天,發生了一件"讓明治天皇感到盛怒的事件":伊藤直到前一天才向天皇遞交了天皇要朗讀的敕語草稿,"這等於讓35歲的天皇沒有時間思考自己即將頒布的敕語內容,僅僅是朗讀伊藤的敕語草稿而已"。 據說,天皇非常生氣,宣佈不出席開院儀式。 這其實是明治天皇權力本能的反映。 伊藤得知此事後,「誠惶誠恐立即進宮拜見天皇,並對自己未將敕語草稿詳細上奏一事致歉,發誓今後絕不會出現類似的事情」。。 結局非常完美:「因為伊藤誠心道歉,天皇也消了氣,並按原定計劃出席了開院儀式」(231頁)。

如上所見,這個「事件」在傳記中得到了異常生動的再現,但它在歷史敘事中的作用可不是「實錄」一段插曲,而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徵」——天皇必須出席樞密院的開院儀式,而他要扮演的角色也必須是宣讀一份事先擬定的草稿! 問題似乎出在「只是前一天」才拿到草稿的時間問題,這果然如伊藤宣稱,是他自己疏忽嗎? 外人實在不得而知;不過,「誠心道歉」這種禮儀形式上最終解決了問題。 經此一事,天皇對自己所接受的憲法教育,當獲得了真實的感受。 這或許是作為立憲君主的天皇的心智結構最終得以成立的瞬間:天皇親政的衝動得到了馴化和轉化。

在樞密院審議憲法草案時,伊藤對憲法草案的主旨進行了清晰的闡述。 他說,歐洲的"憲法政治"在千餘年前開始形成,人民並不陌生;但更重要的是,歐洲有宗教的存在,"宗教作為'機軸',深入人心、團結人心。 然而日本的宗教力量相當薄弱,沒有形成國家機軸。 ...... 在日本能成為『機軸』的唯有『皇室』」(232頁)。 誠然,日本沒有歐洲式的宗教的存在,但天皇的存在足以發揮類似的功能。 政治的智慧在於,為政者要基於既定的條件成就自己的事業,而不是抱怨條件的不足,或者全然不顧現實條件的約束而僅憑理念行動。

憲法生效後,伊藤將他的政治熱情投入到如何讓國會政治健全展開的現實問題上;其中最讓人驚訝的是,面對藩閥政治家們幾乎集體的反對,他毅然組建了自己的政黨:1900年8月25日,他發表創建新黨宣言;一個月後,他領導的"立憲政友會"宣佈成立。 伊藤期待為日本國民、為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等領導的在野黨提供一種政黨表率,讓立憲政治健全地運作起來。 伊藤的這一政治行動,得到了天皇的理解和支援;天皇甚至直接下賜巨額資金,供伊藤的新黨使用。 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了明治政府的這種"伊藤-天皇"二元權力體制。

其實,從1890年第一屆國會開始,在野黨就充分利用了憲法賦予議會的法案審議權,尤其是對政府預算的審議權,展開了對行政權的監督和制約。 結果,藩閥政權不得不多次依據憲法規定,宣佈解散議會,進行重新選舉。 但長此以往,國會就將形同虛設,立憲政體也就失去了意義。 所以,儘管明治憲法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議會被賦予了至關重要的預算審議權,並在政治實踐中成為政治鬥爭的場所,在這個意義上明治憲法就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憲法。 政黨方面時常表現出的不合作的態度,讓藩閥政權的政治家們大為光火,甚至發出了"停止憲法"的威脅。 伊藤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了信念的力量:他確信議會政治為文明正道,不會容忍他的建國事業偏離這個正道。

在伊藤的政府或憲法陷入危機時刻,「伊藤-天皇」這種二元體制的重要性顯現了出來,天皇開始扮演「調停君主」的關鍵角色。 比如,1900年10月19日伊藤以政黨的身份第四次組閣後,引發了山縣有朋一系的政府官員和貴族院的反感。 他們聯合起來,在貴族院一再否定議會通過的增稅法案。 伊藤於是向天皇尋求説明。 天皇心領神會,向貴族院下詔,要求貴族院議員"廟謨翼贊",也就是為政時要考慮説明天皇。 貴族院接到詔書,自然不好違背,順利通過了相關法案(485頁)。

天皇的這種角色,可以說完全是按照伊藤的建國劇本展開。
當然,天皇在明治憲法中的這種曖昧的地位,不能無弊:它為軍人干政留下了通道。 晚年,伊藤嘗試將軍部置於文官體系的控制之下,但很快以失敗告終。 軍人的天職要在戰場上展示出來,而越俎代庖,由他們來當政,難免荒腔走板。 伊藤博文用一代人的時光建立了讓世界感到驚豔的立憲政體,但他身後的政治家和軍人們,也只是用了同樣的時間,就將帝國帶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四 政治的真實品性

其實,追問伊藤博文何以成功,我們還間接回答了明治日本何以"成功"的問題。 後者雖然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重讀明治時代的歷史,我們多半還是會心生感慨:歷史誠然有其自然運行的軌道,世界各國、各民族都在沿著各自的道路前行,而不可能發生長久的偏離;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的確會給後世提供經驗和教訓。 然而,如同我們在伊藤的傳記中所見一樣,歷史舞臺中的那些個體,往往都有著獨一無二的心智結構,那是他們的激情、慾望和抱負自我實現的隱秘舞臺。 那麼,這種歷史人物心智結構的特殊性,是否意味著我們讀史時抱有的獲得普遍啟示和意義的期待不合時宜? 其實也並非如此。

伊藤博文得以成功的首要原因,在於他洞察到了日本歷史運行的必然軌道,並能將自己的全部生命熱情投入其中。 明治維新以「王政復古」為口號,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立憲制中央集權制政府,這就是近代國家、近代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明治維新的政治家們高人一籌的地方在於,他們大都把握了這個文明的大勢。 但同樣重要的是,維新政府事實上繼承了此前幕府時代權力—權威的分配結構。

在幕府時代,武士政治家從天皇那裡取得「徵夷大將軍」的稱號,代理天皇進行統治;明治政治家能夠迅速完成建國大業,名義上同樣是執行天皇的意志。 在這個意義上,伊藤博文主導創建的這個明治日本,還可稱為"明治幕府",而他自身儼然就是這一幕府的"將軍"。 因此,伊藤博文的明治建國事業之所以顯得順風順水,成果斐然,其實深深得益於他所打破的那個日本傳統政治結構。

另外,伊藤自身展現的獨一無二的心智結構,成就了他個人"從邊緣到中心"的躍遷。 和他的同儕相比,伊藤展現了一個"為政治而生"的人格的全部屬性。 為政治而生,而不是靠政治而生,也就是說不謀求滿足個人的私利私慾——無論是權力慾望還是物質利益,這其實是明治政治家群體的精神底色,但伊藤無疑表現得更勝一籌。 如本書作者注意到的一樣,伊藤對自己工作的公共屬性,有著最高的自覺:他自始至終自覺自己是在為"天皇"效忠、為日本國家盡忠。
在歷史與政治認識上,反過來說或許更有啟示意義:
因為有了這個高度的"忠誠"觀念,他才能獲得超越當時派閥體系的支持,獲得天皇近乎無限的信任,當然同時也獲得了日本國民的認同。

那什麼是「忠誠」? 宋代新儒學的偉大代表朱子言"盡己之謂忠",言"誠者實也",又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四書章句集注》)。 這可以說是"忠誠"的本義:一個人將個體的生命能量納入作為"天理之本然"的正道與事業當中;他能時刻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不為私利私欲所左右,所謂"存天理,去人欲"是也。
如果說我們能在具體的歷史人物身上獲得普遍性的啟發和認知,那麼,儒學文明本義上的這種"忠誠"的觀念、潛能和現實的呈現,可能就是讓我們的心靈為之震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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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delionJack wrote:
伊藤自身展現的獨一無二的心智結構,成就了他個人"從邊緣到中心"的躍遷。 和他的同儕相比,伊藤展現了一個"為政治而生"的人格的全部屬性。 為政治而生,而不是靠政治而生,也就是說不謀求滿足個人的私利私慾——無論是權力慾望還是物質利益,這其實是明治政治家群體的精神底色,但伊藤無疑表現得更勝一籌。 如本書作者注意到的一樣,伊藤對自己工作的公共屬性,有著最高的自覺:他自始至終自覺自己是在為"天皇"效忠、為日本國家盡忠。
在歷史與政治認識上,反過來說或許更有啟示意義:
因為有了這個高度的"忠誠"觀念,他才能獲得超越當時派閥體系的支持,獲得天皇近乎無限的信任,當然同時也獲得了日本國民的認同。

+1.很不錯的分享文.

這個足供現在彎彎國大關們的啟示與自覺.
老何boss wrote:
這個足供現在彎彎國大關們的啟示與自覺.



台灣對日本的東西不排斥,也認為比台灣高級些。
但是就學習效果言是不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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