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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演說的修辭？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戰爭是修辭者最大的考驗。說服一個國家投入戰爭，或在戰爭期間激發全民的勇氣及樂觀的心態，考驗著他的說服能力，要能讓聽眾願意為更偉大的集體目標，犧牲自己與孩子。話要說得讓人不顧一切，出生入死。
解釋戰爭的正當性，需要長篇大論，也需要細節關照；需要兼顧短小精悍與情緒衝擊；真實、理性、權威。要能說服聽者，卻不會——也不能——聽起來像行銷話術，因為大家會因此危及寶貴的血肉之軀。在考慮戰爭修辭之際，這本書討論過的原則要集結起來，傾巢而出，挑戰之大，造就了歷史上諸多著名演說——從古希臘伯里克利的國殤致辭到林肯的蓋茲堡（Gettysburg）演說，1940年到1941年，英國為國族命脈奮戰，首相邱吉爾的演說與收音機談話，都環繞著戰爭——詮釋戰爭的必要、戰爭的神聖以及要付出的可怕代價。
小說中也有許多修辭篇章與戰爭有關，從亨利五世阿金庫爾（Agincourt）戰役的陣前宣誓到《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黑門之戰前亞拉岡（Aragorn）的演說。
近年的戰爭與20世紀上半葉的規模，自然不能相提並論，但在政治及語言表達上，卻有各自的挑戰。最突出的就是戰爭正當性，屢起爭議，讓人不免感到躊躇。在初期戰果之後，往往陷入泥淖，結果遷延不定。即使一開始低風險、大快人心的干預行動——不動用地面部隊，只從空中轟炸——最後經常落得裡外不是人。轟炸波及當地醫院、扶植的本土領袖事後證明也非善類。時間、金錢、殫精竭慮，成功案例屈指可數；還有的地方陷入無政府狀態，一心要消滅的威脅，只是遠端轉移（metastasis）。
參戰修辭的教科書：邱吉爾的二戰演說
另外還有影子戰爭，我們並未捲入、卻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加入的戰爭：遏制前南斯拉夫、盧安達及敘利亞的濫殺無辜；阻止伊朗製造核子武器；協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侵略。參加，被罵；置之不理，也被罵——批評有時還來自同一批評論者。
反對軍事干預行動的抗議者會說，他們的國家領導人輕起戰端，是因為自身的政治利益，或者虛榮心作祟。這樣的論調至少從《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開始，就不斷出現在小說和電影中。每個人對他那個年代的領導人還有戰爭，都有自己的評價，但我們可以確定，除了福克蘭戰爭時的柴契爾夫人、1990到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的老布希、梅傑等盟軍領袖，近30年來，凡是想藉由戰爭提升聲望的西方國家領袖，無不大失所望。當今的戰爭只會折損領導人的威信，無力回天。
在這最棘手的政策領域中，我們岌岌可危的公眾語言扮演了什麼角色？請讓我們先看一段經典談話：
你們問，我們的政策是什麼？我會說，就是開戰（wage war），在海上、陸上、空中全面開戰，用盡我們的氣力、用盡上帝賦予（God can give us）我們的所有能量，對抗人類罪行中最黑暗、最悲慘、絕無儔類的殘暴集權政體。這就是我們的政策。
你們問，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詞回答你：勝利，不計一切代價的勝利；克服所有恐懼的勝利；不論花費多長時間、歷經多少困難也要爭取到的勝利。除了勝利，我們別無生路。
1940年5月13日，邱吉爾出任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首相剛滿3天，首次以英國領導人的身分，在下議院發表演說。這一天，也是德國入侵法國北部的第4天，邱吉爾演說的時候，法國部隊正從色當（Sedan）潰敗，距離敦克爾克（Dunkirk）大撤退，不到兩個星期。
邱吉爾這段講辭的結構，明顯借用自十四行詩或祈禱文的結構，分成兩個部分——我稱之為「節」（stanzas）——第一節，自問自答：我們的政策是什麼？第二節自問自答另一個問題：我們的目標是什麼？第一節不斷重複戰爭，第二節不斷重複勝利，整段講辭最重要的字眼，也可能是堆砌烘托的結語，就是生路（survival）。
短短的幾句話卻飽含修辭技巧：反問法（anacoenosis，修辭性的提問）、押頭韻（alliteration，如wage、war與God、 give us）、列舉法（enumeratio，舉出仗該怎麼打，再說明取勝前必須面臨的挑戰）、層遞（tricolon crescens，三個提到勝利的句子，長度越來越長，分量越來越重）。修辭運用不矯揉造作、不露出精心設計的刻意，反而讓人感到直接、自然、流暢；複述、精簡俐落的短句，帶著講者與聽眾一起往前推進。
其中這句話——「對抗人類罪行中最黑暗、最悲慘、絕無儔類的殘暴集權政體」——即使聽在邱吉爾同時代人的耳裡，都不免覺得他的大聲疾呼過於老派、浮誇。邱吉爾這個靠自學而卓然成家的演說大師，用過去的尺度衡量當下的危機，放進篤定的敘事脈絡中，向聽眾保證，至少在這時刻，道德危在旦夕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段講辭是〈鮮血、辛勞、眼淚與汗水〉（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演說中，最動人的一句話。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沒叫老百姓拿起武器，而是糾合舉國上下，面對真正的世界危機。敵人正橫越法國，進逼英吉利海峽。侵略與國家毀滅並不是出現在遙遠的理論中，而是迫在眉睫的威脅。道德訴求與進逼危機如此貼合，敵方錯到如此明顯，以至於應該（should）與必須（must）、理所當為與現實所迫，一度融而為一。在歷史的洪流中，這只是個瞬間——我們知道，講到修辭，邱吉爾絕非天使——卻是無與倫比的一刻。
邱吉爾為「清晰」設下了難以超越的標準。之後每一任英國首相站在公文報匣（Despatch Box，譯註：英國下議院有兩邊，各設有一個遞送公文的木箱，是雙方議員發言的地方）旁，說服國民投入戰場，再也沒法辦法像邱吉爾把國家利益以及道德理念聯繫得這般天衣無縫。試看後繼者的嘗試。場景同樣在英國下議院，時間是2003年3月18日，為了英國該不該尾隨美國陣營入侵伊拉克，首相布萊爾開啟新一輪的辯論：
一開始我就說，下議院有權利辯論這個議題，闡釋各自的論點。這是我們的民主權利，許多人苦爭而不可得。我再次強調，我並非不尊重反對我的意見。這是艱難的決定，但也是明明白白的選擇：或者，停止增派並撤回英國部隊；或者，堅守我們既定的道路。我誠摯相信：我們應該堅守我們既定的道路。
這個段落，乃至於通篇演說都透著一股慈悲的調性：過了幾句話，布萊爾接著說，他知道「在其他議題上贊同我的人，反對這件事」；而「從未支持我的人」卻找到「共同的基礎」。演說開頭，他強化道德訴求：英國人民有權質疑政府，就政策進行辯論，伊拉克人民卻沒這等幸運。其次，他承認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不是邱吉爾定義的那種艱難，因為那要打仗、要犧牲，艱難的本身是要拿定主意。不過，這也是個「明明白白的選擇」：要嘛，「停止增派並撤回英國部隊」；要嘛，「堅守我們既定的道路」。
被挪用的修辭：英國布萊爾的伊拉克戰爭檄文
但「我們」是誰？第一個我們，是設定目標的我們，顯然指的是布萊爾和他的政府。但接著他說：「我誠摯相信：我們應該堅守我們既定的道路。」這第二個我們就不只是他的政府，還包括他的聽眾、在下議院投票的每位議員，並擴及全國人民。但兩個「我們」之間的差異，很容易忽略，於是聽進耳朵的話就變成：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堅守我們——每個人共同的既定道路。說服意興闌珊的聽眾做出痛苦的決定，方法之一是讓他們相信他們已經做出決定；拒絕是不合理的，退讓會招致危險。我們—政府、我們—人民之間的界線變模糊了，幫助布萊爾建立這個心機暗藏的論述脈絡。
「我誠摯相信：我們應該堅守我們既定的道路。」這句話倒是挺搶眼的。它沒有逞勇鬥狠的暗示，「堅守」隱含守護——英國和全世界的安全——重於攻擊。「我相信」也很重要。這是一位政府領導人的自述，也是直白的個人保證。布萊爾很清楚他領導的工黨以及全英國的民意有多麼分歧，卻賭上自己的政治判斷與聲望。跟邱吉爾一樣，布萊爾拿得出務實的政策和目標，但是「我相信我們應該堅守」卻也在說：這還是一個測試個人有無決心、一個攸關原則的問題。
比起邱吉爾面臨的狀況，布萊爾的難題顯得複雜微妙，畢竟英國的盟友與軍隊並沒有遭受直接攻擊——但誰知道呢？——本土也沒有立即被入侵的風險；他的動武依據是潦草的聯合國決議與武器檢察官的報告，外加合縱連橫的外交算計。問題並不是：我們的政策是什麼？與我們的目標是什麼？這樣簡單；而是我們是不是竭盡我們的外交斡旋手段，敦促伊拉克總統海珊遵守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即便他置之不理，罪行有嚴重到必須出兵懲戒嗎？對於後面兩個得仔細推敲的問題，布萊爾的答案卻是毫無疑義的「是」。在布萊爾左支右絀的解釋中，邱吉爾的幽靈出現了。大家心中浮現這樣的問題：
海珊是另一個希特勒嗎？2003年反對出兵的人，是不是等同1930年代的姑息主義者？
布萊爾的回答很狡猾。他先把自己保護好，「跟1930年代比較，太過圓滑愚蠢」，隨後直言「在座沒有一個是姑息主義者」，卻又以相當的篇幅討論1930年代的姑息主義。
他宣稱，如今反對武力介入伊拉克的人，在一個層面上，跟當年的姑息主義者明顯不同：二戰前的姑息主義者可能不了解希特勒有多危險，今天反對出兵的人，沒有這樣的藉口，因為海珊侵略他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罪證確鑿。接下來，他補上一段邱吉爾的思維：世人必須重新認識：面對獨裁者威脅，軟弱以對，並不會帶來和平，反而——很不幸的——招致衝突。
這分明是拿1930年代的往事來說嘴。但是2003年跟1930年代，還是有本質上的不同。西方世界已經跟海珊打過一仗，之後追加嚴厲制裁，已經引發激烈辯論：有些人認為太嚴苛，有些人則認為無論多嚴苛，都不太可能奏效——但跟昔日西方世界坐視希特勒再武裝萊茵蘭（Rhineland）、併吞奧地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敢稍置一詞相比，卻不能說是怯懦畏戰。單就海珊而言，沒有人能說西方國家的政策讓姑息主義甚囂塵上。然而不管實情如何，面對戰爭「最可靠的方式」是怯戰，總是說不過去。面對戰爭「最可靠的方式」當然是打上一仗，這正是布萊爾的提議。
80年之後，事後諸葛、修正主義、現代懷疑主義，都難以削弱、抹黑邱吉爾的修辭威力。但在布萊爾議會講話之後15年內，大家已經無法再以當年布萊爾希望的角度，解讀那篇演說。他的論點幾乎都聚焦在海珊擁有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上，編造各種風險：直接威脅鄰國和中東地區、與海珊勾結的恐怖分子，一旦獲致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我們會有直接與間接的危險。如果我們不解決海珊，銷毀他的武器，其他邪惡政權也會有樣學樣，暗藏或設法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布萊爾通篇演說中，「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出現14次——VX神經毒劑、炭疽菌、芥子氣、沙林毒氣、肉毒桿菌、放射性武器——更是頻頻列舉，不一而足。我們現在知道，伊拉克境內從未發現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布萊爾的指控徹底崩潰。至今看來，他的演說空穴來風，根本不知所云——但卻引發一場戰爭。
我們還無法斷定這篇演說有沒有刻意欺瞞的成分——換句話說，布萊爾是否真的相信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只是想強調，我們發動戰爭的客觀道德正當性，已經全然瓦解。
布萊爾提到1930年代的時候，建議大家不要責怪當時的姑息主義者，因為希特勒的威脅之大，到後來才看得清楚。如今，我們卻看到相反的揭露，也是要到後來，才弄明白海珊的威脅，遠比布萊爾當年的宣稱要小得多。就算知道海珊不曾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推翻他的其他理由，還是不難列舉——獨裁者、殺人魔、區域不穩定因子、民主的伊拉克有助於中東地區——只是這些理由並不是首相當時決策的主要依據。布萊爾故意提出錯誤「公開說明書」（prospectus）嗎？信不信在你。但他的申論奠基在錯誤的假設上，這點斷無疑問。
別打著我的名號：反戰者的修辭學
在眾多反戰口號中，獲得最多回響的一句，是來自某個反伊拉克戰爭團體的口號：「別打著我的名號」（Not in Our Name）。概念很簡單：政府的部分決策令人髮指，人民有道德責任切割。當然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意代表的決策，即便我們不同意，也能「打著我的名號」來議定——沒錯，只有在輸掉辯論的一方，同意暫時支持多數意見，並期望自己在未來得以翻案的前提下，民主體制才得以順利運作。
金恩試圖改變美國參與越戰的立場，卻沒有挑戰參與越戰的民主程序合法性，也無意離開民主議場，另闢蹊徑。但至少在修辭上，「別打著我的名號」威脅到上述兩個基礎論述。
很多反戰人士是民主的信徒，但是，如我們所見，部分反戰領袖卻擁抱特定意識形態，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是資本家設下的陷阱，偏愛世上最邪惡的獨裁政權，儘管有孩子在場時，他們不願意公開嚷嚷。
當然，某些無法提供契機，讓反戰人士得以輕易攻擊西方領導人的戰爭，就不會勾起他們的興趣，就像是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的內戰，造成600萬人的死亡，足足是敘利亞至今死亡人數的20倍——但沒有政治利益，也就無人聞問。
很多人希望有一天人類不再用戰爭解決問題，但希望並不會自動實現。我剛做記者的時候，感覺英國未來只可能介入一場戰爭——就是理論上會發生的全球大戰，只是很少人打心裡相信會有這麼一天。等我當上製作人及主編，英軍卻參與四場大戰，外加多起小型軍事介入行動。
我們選出的領導人仍然會參與戰事，有時在某些情況下，也能打幾場勝仗。但我們的公眾語言卻沒有找到適當的處理方法，來因應現代戰爭的現實。也許現代戰爭實況不易理解，也應該不易理解，因為它恐怖到難以用語言描述。結果就是我們說得太少，或者像邱吉爾1917年那樣，以「深具韻律」的語言安慰自己，迎合我們敏銳的感受，無論我們是紙上談兵的鷹派將領、人道主義介入者，還是選擇性的和平主義者。
無法誠實討論戰爭，是在這一輪衝突中浮現的嚴重弱點。使得我們的政府更閃躲、更悍然不顧事實，媒體則是人云亦云，變得更加偏執，公眾則是越來越猜忌。尖刻、分裂、墨守偏見，甚至不願意跟反對我們的人討論——但如果不願意坦誠接受檢驗，我們跟我們的公眾語言，也只能坐困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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