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菩薩到魔王（上）：
彭湃成立「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共黨的黃埔軍校
(這是一篇歷史文章寫得不錯，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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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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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蔣介石失敗前沒有想到的，也是彭湃生前沒有看到的，
是一個有悖於常識的事實：
規模很小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為黃埔軍校的剋星。
共產黨對農民講習所的壟斷，
使農民運動成為共產黨的「獨門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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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的法律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
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
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
……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
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
將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
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彭湃
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強國，
不僅擊敗清帝國，還戰勝歐洲強國俄羅斯，
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國青年將日本當作留學的第一目的地——日本費用便宜且生活便利。（註1）
1917年，在當時主政廣東的陳炯明的支持下，
一個名為彭漢育的廣東年輕人東渡日本，
尋求救國救民之良方。
剛到日本，
他就給自己改名為彭湃——這個名字註定了要在民國史中佔有血腥的一頁。
抵達東京後，
彭湃寄宿於神田神保町十番地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
並在成城學校學習。
成城學校是專為中國留日學生開設的預備教育學校，
主要為補習日語，
兼以其他各種課程的基礎訓練，
學制為一年。
許多中國留日的文科學生，
都曾在此補習功課。因為住在基督教青年會會館，
彭湃初次接觸基督教，被基督的博愛精神所吸引，
常常到教會參加禮拜。
天資聰穎的彭湃經過一年預科學習，
以優異的成績考上頂級名校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
他告訴朋友：
「我選定此類專業，為的是將來研究我國的政治經濟，
與同道者一起，
竭盡全力，秉志改革，
方不負遠涉重洋，到此求學之初願。」
同時期留日的周恩來也懷著同樣的豪情壯志賦詩一首：
「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不過，
周恩來沒有彭湃那麽走運，
應考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以及第一高等學校皆未錄取，
只好回南開就讀。
這一期間，中國、日本、亞洲乃至世界局勢丕變，
各種新思潮風雲激蕩，彭湃自不能置身事外。
他親歷了日本的「米騷亂」，
並深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
思想由基督教轉向無政府主義。
後來，他讀到日本左派知識分子河上肇（註2）翻譯的馬列著作，
並親自登門拜訪這位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者，
當面向其求教。
接著，
彭湃與同學友李春濤等發起「赤心社」，其宗旨是以《共產黨宣言》為「母本」，
以蘇俄革命為「先聲」，「赤心報國」、「匹夫有責」。「赤心社」不定期出版《赤心》刊物。
彭湃又加入日本左翼活動家堺利彥（註3）在東京組織的「宇宙社」，
它是好幾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國際性團體。
由此，
彭湃拋棄了他認為軟弱無力的基督信仰，
蛻變成社會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
1927年冬，下野的蔣介石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會面。
田中解釋日本對華政策的核心是「反赤」，
日本擔心共產思潮及組織從中國傳入日本，危及日本的穩定。
其實，共產思潮的傳播，更多的時候是逆向的——從日本傳入中國。
很多中國人並非直接從蘇俄那裡得到共產思想，
而是從作為「二傳手」的日本那裡得到的。
彭湃留日期間思想的劇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1918年5月16日，段祺瑞政府與日本在北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共同對抗蘇俄。中國的左派留日青年群情激奮，
在日本掀起抗議活動。
在集會遊行中，彭湃被日本警察毆傷並被列入黑名單。
1919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彭湃從中國駐日公使館一位同情學生運動的館員那裡探知，
駐日公使章宗祥（註4）將於當日下午從東京乘火車回國述職。
彭湃大喜過望，約了一批同學，
設法擠進火車站月臺，專候章氏上車時舉行示威抗議。
下午五時許，當章宗祥經月臺上車時，
早已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揮起一拳，直向章氏背上打去。
此時，大群學生跟著舉起拳頭，
憤怒高呼：「打倒賣國賊！」、「打倒章宗祥！」、
「還我山東權益！」口號聲、
怒駡聲響成一片，整個車站月臺群情鼎沸。
學生們又把早已準備好的一支支小白旗從懷中取出，
像紛紛揚揚的雪片，擲向章宗祥身上。
那些小白旗上，寫滿痛斥賣國賊的口號。
章宗祥事先沒有準備，被這突如其來的驚險場面，嚇得抖成一團，面如死灰。
這是章宗祥第一次挨打。
在一個多月後北京的五四運動中，
北京學生上演了「火燒趙家樓」的一幕。
趙家樓是外長曹汝霖的官邸，在曹汝霖家被學生搗毀之際，
倒楣的章宗祥正在此做客，躲避不及，被學生當作曹汝霖痛毆一頓。
這也是文質彬彬的大少爺彭湃第一次打人。
彭湃自小生長在鐘鳴鼎食之家，從來不知道暴力的滋味，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
「我的家庭在海豐縣可以算做個大地主，
每年收入約千餘石租，
共計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餘人。
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註5）
這一次，打人的感覺如此奇妙：
原本高高在上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暴力之下顫慄如羔羊，
作為一介學生的彭湃卻因為敢於毆打公使被眾人捧為英雄，
暴力如此輕易地改變了權力結構和社會地位。
由此，彭湃對暴力產生高度依戀和迷戀，
在此後十年的生命歷程中，暴力成為其最高的信仰。
彭湃掀起的暴力和殺戮，
讓其家鄉海陸豐地區成為血雨腥風的人間地獄，
而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也相繼成為殉葬品。
彭湃與陳炯明：從恩主到敵人
如果陳炯明將廣東建設為模範省的理想成為現實，
中華民國或許能複製美國模式，
走上康莊大道。
然而，陳炯明生不逢時，上有號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
不惜引狼入室也要武力統一中國、
建立中央集權模式的孫文，下有在農村建立「蘇維埃」國中之國、
以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翻天覆地的「廣東農民王」彭湃，
他左支右絀，窮於應付，最終兵敗下野，
遠走香港，鬱鬱而終，壯志未酬。（註6）
陳炯明支持聯省自治，籌劃重組軍政府，團結西南，建立十二省聯省政府。
在地方自治的實踐上，廣東在各省中走得最遠。
陳炯明先後頒布了
《暫行縣自治條例》、
《暫行縣長選舉條例》和《暫行縣議會議員選舉條例》。
條例規定，縣級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務的決策權，
縣議會議員有限期，
議員本身只是人民的代表，
沒有薪酬只有少許公務費用報銷。
縣民直接選舉三名縣長候選人，
再由省長擇一委任，這是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結合，
可避免地方惡勢力干擾選舉。
舞弊違法問題則交由省法院處理，
司法獨立於軍政之外。
正是在此背景下，
早年頗受陳炯明器重、
並得到其獎學金資助留日的彭湃，
學成歸來後被任命為為海豐教育局長。
20世紀前30年，
很多在外面
（省城、沿海通商城市、首都以及東洋和西洋）
學成歸來的青年人回鄉當教師，
有的成為不適應的「多餘人」，
在魯迅和葉聖陶筆下有很多這樣的人物；
有的則像彭湃和毛澤東那樣，走向激進的農村革命之路。
彭湃回憶說，
一開始他「還是發著夢的想從教育入手去實現社會的革命，
因召集全縣男女學生多屬有錢佬的兒女在縣城舉行『五一』勞動節，
這算是海豐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參加的絕無一個工人和農民，
第一高等小學的學生高舉著『赤化』二字的紅旗去遊街，
實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豐的紳士以為將實行共產共妻，
屢屢向陳炯明提出將彭湃撤職。
彭湃也對朝九晚五的公職感到不耐，
覺得通過教育改變地方實在太慢，
要搞立竿見影的農民運動，就負氣辭職了。
愛才的陳炯明允許並支持彭湃從事溫和的農民運動，
他本人早年在家鄉推動地方自治，
以為彭湃從事的是類似的改革，
他從這個年輕人身上看到20年前自己的影子。
一開始，
海陸豐農民協會只是年輕村民保護村莊免受外來攻擊的組織——一副完全正統的樣子。
它也為村民提供醫療服務，
幫助村民打官司，
進行基本的掃盲工作。
彭湃小心翼翼不去觸動村民膜拜的神靈，
也不鼓勵性別平等觀念，
以免造成貧苦農民分裂——貧苦農民最大的夢想是籌到足夠的錢娶個媳婦。
但彭湃越走越遠，
不僅鼓動農民聯合起來拒絕繳納地租，
還武裝農會的農民。
海豐的地方官和駐軍聯手出擊農會，
抓捕了多名農會領導。
為了得到陳炯明的支持，
彭湃以海豐農民代表之資格，
趕到陳炯明的總部去見陳炯明——那時，
陳炯明已被孫文請來的外省客軍擊敗，
逃離省城廣州，退守惠州一帶。
一見面，陳炯明就問：「你們弄出亂子呢！」
彭湃回答說：
「亂子不是我們弄的，
是他們（指海豐縣長王作新、陳部駐海豐的師長鐘景棠）弄的，
陳先生你知道海豐的風災水禍大到怎樣呢？
農民苦到怎樣呢？」
陳說：「大到怎樣，苦到怎樣，也是應當照舊例主佃來分割，
斷不能任你們提出三成就三成，
難道你是皇帝嗎？」
彭湃說：
「我們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
地主官廳也不是皇帝，
為什麼滿清皇帝的舊例，
陳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了，
而不是皇帝的分租舊例，
我們不可以推翻呢？
我們推翻凶年主佃分割的舊例是很有道理的，
不是糊塗的！」
陳炯明被彭湃說服，
發電報給海豐地方官，
命令釋放被捕的農會成員。
然而，當彭湃回到海豐時，地方官仍拒絕放人。
彭湃發現，
「陳炯明在這個時期已是衰落的時期，
絕對不能指揮其部下，
不過僅存總司令的名目。
並且陳炯明對於解散農會是暗中有關係的，
希望他釋放農民是做不到的。」
此後，在陳炯明與孫文相持期間，彭湃又與陳炯明有過幾次會面。
陳炯明希望彭湃留下來，在其司令部當秘書。
彭湃拒絕了，他發現陳東山再起的希望相當渺茫，
而得到蘇俄金錢和武力支持的孫文政權似乎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有一次，陳炯明在機要課室與彭湃等人談論革命，
陳說：
「中國最大的軍閥袁世凱，業已滅亡；
其次是孫中山，哼！
孫而不打倒，廣東無安寧日子；
現在孫中山居然主張共產，與列寧同一錯誤。
列寧是搶私為公，
現在中國最適合的是基爾特的主張。」
彭湃大膽反駁說：
「在中國現在不要說什麼主義，
最要緊的是解放全國多數農工群眾的痛苦。
如能在實際上主張工農的利益，
為中國大多數民眾謀幸福，
切實革命的，我們應認他是好的！」
兩人之分岐已然無法調和。
在陳炯明與孫文最後一戰前夕，
農會其他領導勸說彭湃再去陳的司令部，
以獲得陳的諒解和支持。
彭湃攜帶著行李到陳的總司令部。
此時，
街上警察軍隊大戒嚴，
因陳要經過。
彭湃等人到了總司令部，
看見紳士、官僚、地主、資本家、買辦，
「面團團肚腫腫的一些怪物」，
紛至沓來，為陳送行。
彭湃看到此情形，
「不知幾多火起，恨不能把他一概用機關槍掃光！」
由此，
彭湃更以為同伴主張他到惠州的政策不對，
是絕對無用的。
此時，正好有勞工同志來，
對彭說：
「你去後，此間同志一個錢都沒有，
飯尚無可食，怎樣活動呢？」
這句話反倒更確定了彭的觀念，
乃取電紙擬一電以告陳，
說：「湃的母親病危在家，要即回家省親。」
陳看了電後召彭見面說：
「我是從海豐汕尾經過的，你可同我一路。」
彭說：「我尚有舍弟的家眷要我帶回去的，所以我從陸路出發。」
陳說：「也可以，你母親病好當去惠州。」彭說：「是的。」
寥寥數語之後，
彭湃與陳炯明從此分道揚鑣，
「這時我脫離了陳，精神都輕快起來！」
農民運動講習所：黃埔軍校的剋星
從菲律賓到瓜地馬拉，
20世紀的一大標誌就是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與革命運動。
沒有哪一場農民革命比中國規模更大，
直到該世紀末，
這場革命仍在被秘魯、墨西哥、斯里蘭卡、尼泊爾以及其他後來的革命者所模仿。
中國的現代化，無法繞過的環節是農村的現代化。
但如何實現農村的現代化，則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激進的農民運動是方式之一。
中國第一個農民運動的先驅，
是遊走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沈定一，
接著是彭湃，再接著是毛澤東。
沈定一被暗殺之後，彭湃崛起；
彭湃被國民黨捕殺之後，毛澤東取而代之。
彭湃投身農民運動，
在海豐縣建立中國第一個農會，
向農民宣講他們如何受剝削，
如何翻身作主人。
農民都認識彭家四少爺，
以為他是吃飽飯沒事幹，
拿他們尋開心。
彭湃換上農民的裝束，
到村口為農民表演魔術，
以便吸引聽眾。
他還掏錢分給農家的小孩，
讓孩子回去叫父母出來聽他講話。
慢慢地，他有了一些支持者。
後來成為中共解放軍元帥的徐向前曾這樣描寫彭湃：
「個頭不高，
身著普通農民的衣服，
腳穿草鞋，
不論走到那裡，
都能和群眾談心、
交朋友，住在一起，
吃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
在農民家裡吃飯，飯碗上沾著雞屎，
他毫不在乎，端起碗來就吃。
這一點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我很佩服他。」（註7）
當彭湃宣布與地主家族決裂，
把自家的田契、鋪約拿出來當眾燒毀之後，
更多佃農相信了他，並稱他為「彭菩薩」。
農民們奔相走告，
「如果我們的彭湃當了皇帝，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
彭湃的所作所為，
使他成為本家族的敵人。
「有一天我剛從外邊回到家裡來，
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進去，
說母親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場說要打死你。
我初是以為我的妹妹是故意來騙我，
跑進廳內果然我的母親在那邊哭，
查問起來，因我們在《赤心週刊》做了一篇告農民的話，
出版後放一本在我的家裡，我的七弟把它讀出聲來，
適我的母親也在旁聽，
七弟剛剛讀完了那篇文章，
我母親的淚遂涔涔下而至放聲的哭起來說：
『祖宗無積德，就有敗家兒。
想著祖父艱難困苦經營乃有今日，
倘如此做法，豈不是要破家蕩產嗎？』」
彭湃承認：
「我家裡的人聽說我要做農民運動，
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
其餘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
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
此外同祖同村的人，都是一樣的厭惡我。
我只有不理。」
然而，
無論怎樣「假扮」農民，
彭湃還是不能將自己完全「洗白」成真正的農民——因為他沒有耕種過一天。
有一次，
彭湃要代表農會去見陳炯明，
要走很長的路。
某農民打起足綁，
攜著長柄紙雨傘，
打一支馬燈，
叫他上轎，他就怪道：
「為什麼備轎呢？」
此時，
旁邊農友要來送行的就說：
「你們不要理，請你坐就坐，我們希望你快些到。」
彭說：
「既然是這樣，我們當把一點錢交給轎夫的家裡。」
某農友說：
「通通都是農友，要錢把誰！
將來你們回來，農會恢復，
那裡你才把錢，我當和你接收！
現在，你們已經無錢可用，
不要說了！起行！」
彭只好「很不快活的坐上轎去。」
這轎本不是轎，
因為這裡小鄉村是沒有轎的，
昨晚他們把抬豬的竹扛綁成小轎，
轎夫也不是轎夫而是農友，
未曾抬過轎的。
彭「一面坐一面不過意，多是坐一坐就跳下來跑一跑。」
此一細節說明，
在農民眼中，
彭湃仍是「坐轎子的人」，
而不是他們的同類。
農民運動之所以星火燎原地展開，
是因為清末民初，農村社會趨於崩解。
由於朝廷廢除科舉，城市化進程加快，
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受到很大衝擊，
鄉村士紳呈現惡質化趨勢，
用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說法就是「內卷化」。（註8）
首先，
很多優秀士紳進入城市成為新型知識分子，
享受較為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割斷了與鄉村的聯繫。
其次，很多沒有經過科舉、
沒有受過儒家文化訓練的人和家族，
逐漸佔有地方上的土地、
資本、
祠堂、
武力（團局）、
公產、
宗教（包括秘密會社），
他們既不受政府控制，
也不受儒家道德和公益心之左右，
憑藉各種社會力量，
為所欲為。
第三，因為派系成為地方菁英積累權力的重要憑藉，
地方派系鬥爭迅速升高，
地方士紳忙於內鬥，
相對的便忽略了貧苦農民的生計。
隨著農村經濟日漸凋敝，社會矛盾也日漸突出。
然而，
在蔣介石的治國藍圖中，
農村卻長期遭到故意的遺忘或忽略。
在1923年訪問蘇聯時，
蔣表示，
他反對在農村實行階級鬥爭，
他認為村民間與宗族內的情感紐帶緩和了地主與佃農的緊張關係。
他顯示出一種「浪漫或懷鄉式的保守主義。」
有一些國民黨人傾向於強有力的農業政策，
督促政府向農民合作社注資，
然而蔣介石並不想冒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危險——甚至提供外來信貸
（這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產量）也會威脅到鄉村菁英對信貸的壟斷。
與蔣介石相反，
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則將農民運動當作中國革命的突破口。
彭湃與陳炯明分道揚鑣之後，
來到孫文控制的廣州尋找機會，
為剛開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效力。
國民黨改組之後，成立農民部，
廖仲愷出任部長，彭湃擔任秘書，實際處理部務。
由於廖仲愷的信賴和支持，
彭湃隨即在國民黨地區大刀闊斧地推進農民運動。
彭湃成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
專門招收中學畢業或相等資格的青年學生
（具有諷刺意味，
他們與彭湃一樣，
大都不是貧苦農民出身，
而來自地主、富農或城市資產階級家庭），
施以一至三個月的訓練，
任命為特派員，
或派回原籍，
或送到其他地方去建立農民協會。
農民運動講習所前後五屆共訓練學生一千七百多人，
堪稱農民運動的「黃埔軍校」。
其教員包括彭湃、周恩來、瞿秋白和毛澤東等人。
在這些學生的協助下，
廣東一省到了1925年有32縣創設了農會，
共擁有會員50萬人。
據共產黨人統計，
在最多的時候，
全國有九百多萬農會會員。
縱使這個數字有所誇大，
在1924年到1927年間，
一股農民組織的浪潮確實橫掃過中國南方大部分地區。
蔣介石失敗前沒有想到的，
也是彭湃生前沒有看到的，
是一個有悖於常識的事實：
規模很小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為黃埔軍校的剋星。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生死之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農民講習所與黃埔軍校的較量。
黃埔軍校的學生兵是北伐的中堅力量，
作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由此牢牢掌握黨軍的軍權，
進而把持政權和黨權，
使南京政府存活了22年；
共產黨對農民講習所的壟斷，
使農民運動成為共產黨的「獨門絕活」，
彭湃的繼承人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
先擊敗黨內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派別，
繼而擊敗以為控制城市就擁有中國的蔣介石。
留日的經歷以及20年代出混跡上海的體驗，
讓蔣介石脫離了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的國情，
將農村問題暫時放在一邊——他的家鄉浙江寧波是中國東南沿海最富裕的地區，
跟來自貧瘠的湖南山區的毛澤東相比，
他對中國農民的困苦較為無感。
美國學者沙培德（Peter Zarrow）指出，
國民黨是個雜合組織，
它奔向權力依靠的是三駕馬車：
革命動力、
職業化軍隊以及稅收充足的現代經濟部門。
在獲得權力之後，
第一項被清除了，
第二項由於軍閥軍隊的滲入而被削弱了，
第三項受到了軍隊的守舊性與財政需求的威脅。
一直到失去中國，
蔣介石都沒有找到重新駕馭這三駕馬車飛奔上路的秘訣。
而在共產黨這邊，
作為農民講習所創始人的彭湃遭國民黨捕殺，
為毛澤東留下了修煉成「農民運動魔法師」的舞臺。
毛澤東比彭湃更加篤信「得農民者得天下。」
彭湃的失敗和毛澤東的成功是必然的：
彭湃從事農民運動的海陸豐地區，
離廣州太近，
地勢不夠崎嶇，
無法為游擊隊提供隱蔽處，
且處於西方勢力強大的沿海區域；
而毛澤東的根據地處於湖南、江西的崇山峻嶺之間，
山高皇帝遠，遠離國民黨的統治中心，
蘇維埃模式可以深深紮根。
不過，可以設想，
即便彭湃不死於蔣介石之手，
也難逃中共黨內若干次政治風暴——雖然彭湃的殘忍不下於毛澤東，
但其權術手腕顯然不是毛的對手。
「瑜亮」從來不可能並存於世——在文革期間，
當海陸豐地區的造反派對彭湃家族展開迫害和殺戮時，
他們的托詞就是：
彭氏後人企圖抬高彭湃、貶低毛澤東，
在那時，這是一個可以置人於死地的罪名。
►從菩薩到魔王（下）：中國最早的蘇維埃，變成狂熱的殺人政體
註1：從清末即有輿論主張中國放下老大帝國的架子向日本學習。
如《上海新報》在1871年即指出，
「日本人學習西國諸法後於華人，而華人所學究不若日本人」。
《西國近事匯編》指出，
中國與日本皆仿泰西，
中國「惜未深得其奧妙」，
而日本則「盡除其舊，泱泱乎霸國之風也」。
駐日本外交官、詩人黃遵憲著有《日本國志》，
主張中國向日本學習，並派遣留學生到日本。
註2：河上肇（1879－1946）：
日本經濟學家、作家、社會活動家。
曾被檢舉參加日本共產黨而入獄。
翻譯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著有小說《貧乏物語》、《第二貧乏物語》及《自敘傳》。
其著作和譯作啟發了許多日本及其殖民地青年和中國留日青年，
如彭湃、李大釗、郭沫若、李登輝等。
註3：堺利彥（1871－1933）：
日本社會主義者、作家、翻譯家。
1906年，日本社會黨成立，
擔任評議員。
1922年，加入日本共產黨，
旋即脫離該黨，加入勞農派。
此後，
建立無產黨。
翻譯了眾多西方文獻，
介紹歐美社會主義思想以及俄國革命，
是將西洋烏托邦文學介紹到日本的第一人。
註4：章宗祥（1879－1962）：
浙江人，早年留日，
入東京帝國大學、明治大學學習法律。
清末任憲政編査館編制局副局長，
翻譯日本刑法。
入民國，任法制局局長，
並接替陸宗輿任駐日公使。
五四運動中，曹汝霖宅邸被學生焚毀，
當時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被學生毆打致腦震盪。
北京政府垮臺後，寓居青島。
註5：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該文於1924年至1925年間陸續寫成，
最早以《海豐農民運動報告》為題，
刊登於1926年第一至五期的《中國農民》雜誌。
同年9月，編入《農民運動叢刊》第19種，
初次印出單行本。
10月，廣東省農民協會將其更名為《海豐農民運動》，
作為「廣東省農民協會叢書之一種」出版，
周恩來題寫書名，陳延年校訂，
定位為學習農民運動經驗的重要課本。
1927年1月，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翻印此書。
3月，毛澤東在武漢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又翻印此書作為教材。
註6：早年，
陳炯明入讀廣東法政學堂，
為第一屆學員。
畢業後，回鄉倡辦海豐地方自治會、戒菸（鴉片）局，又籌辦《陸安自治報》。
1909年，陳氏當選廣東咨議局議員，
積極推動各種改革社會與保障人權的議案。
之後，
他參與黃花崗起義和辛亥革命，
一度出任代理廣東都督，
因反對袁世凱而去職。
1920年，陳捲土重來，驅逐盤踞廣東的舊桂系軍閥，
回廣州就任廣東省長。
參閱陳炯明：《陳炯明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註7：徐向前提供的這個細節，
是為了說明彭湃這個曾經留學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與富家子弟，
如何放下身段，與農民打成一片；
卻從另一個角度呈現了中國農村的衰敗和崩塌：
中國農村和農民的極度貧困化，
以及農民自身的愚昧與懶惰——貧窮的人，
若尚存一定的自尊，也要保持清潔，
與清潔對應的是勤勞，而不是富有。
在日本及一些伊斯蘭國家，
有很多貧窮但保持潔淨的生活方式的民眾，
與中國農民「破罐子破摔」式的骯髒形成鮮明對比。
註8：
根據杜贊奇的說法，
國家的內卷化是20世紀中國國家政權擴張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現象，
其具體表現即正式與非正式的機構同步增長。
正式的國家政權透過非正式的機構推行自己的政策，
卻無法控制這些機構。
在農村中則可以發現，國家政權的深入，
加深了農村領袖與群眾間的分裂。
這些農村領袖原來多是舊式鄉紳，
他們面對來自國家和群眾兩面的壓力，
有的選擇投靠依賴國家的暴力來駕馭群眾，
有的則選擇讓位，
給予不肖之徒乘虛而入之機，
此即農村領袖的「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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