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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我為何寫《萬古江河》
更新時間：2007-04-06
作者： 許倬雲
我一輩子做的工作，是從社會經濟起手，然後做了文化史研究。常常有人問我，什麼什麼事情，在哪本書裡可以找到。比如，我曾在一家飯店吃飯，店主人就問，中國菜這樣那樣的烹飪方法，是從哪裡開始的？我一想，哎，中國通史上還真沒交代。那次之後的兩三個月，有飲食文化研究會找我去講演。我就專門找中國小炒菜的起源。為什麼做小炒菜？一般來說，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小炒菜不能大塊吃肉，是小口吃肉啊！那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的反響。可以說，這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我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風俗信仰都有點關係，但史書裡卻不交代。這些零零碎碎的小東西，也有人寫，但都是筆記。這裡一段，那裡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我內人也常常被人家問，你們夫妻倆都學歷史，能不能介紹一本我們看得懂的中國通史給我們看。他們說，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論的都是天大地大的問題，又多引經據典，老百姓看不懂。我覺得，既然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所交代。這是我寫作《萬古江河》的最初動機。今天的題目，說老實話，是東南大學派給我的，不是我自己定的，好像在替我自己的書做廣告的樣子。但《萬古江河》這本書，不是作為一般的歷史教科書或者一般的通史而寫，而是有一定的想法的。
“中國”是從哪裡來的
我在海外過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熱心、很愛國的同胞跟我說，我們中國人是特別優秀，你看這個學校裡功課最好的都是中國人。我則常常跟他們說不見得。
我更重要的動機，是想告訴我們的同胞，中國並不是自古以來就這麼大，而是慢慢長大的。今天大多數的同胞，總以為中國自古以來就這麼大的一塊。自從中國人認為我們中國就這麼大一塊以後，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太管了。好像自盤古開天地以來，突然就蹦出黃帝來了，然後黃帝生了一大群兒子，然後我們慢慢就出來了。誰生女兒啊？沒問。黃帝這麼多兒子得娶媳婦才有子孫啊！難道我們都是孫猴子，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嗎？所以，這些事情一直以來大家都是模模糊糊下來，形成了“中國中心論”。
更常見的是“中原中心論”，說我們四面是“蠻夷戎狄”。“夷”這個字還不錯，一個人背著一張弓，還是個人嘛！“狄”這個字也還可以，有狗有火，在草原上過日子。“蠻”是個蟲，其實“蠻”正規寫起來，是頭上梳了兩個辮子盤髻的一個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這對四鄰都是不太禮貌的說法。這四個字，從原來的字根講起來，都是描繪人們的生活形態，但演變到後來呢，只有我們中華是特別好，外面都“蠻夷戎狄”。我在海外過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熱心、很愛國的同胞跟我說，我們中國人是特別優秀，你看這個學校裡功課最好的都是中國人。我則常常跟他們說不見得。
這種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觀念，是幾千年來“中華帝國”、“天朝上國”這個觀念演變出來的。在過去，我們關著門過日子，所以沒什麼關係。但是現在，我們是在世界上過國際社會的日子，就不能再這樣了。所以我寫《萬古江河》，是為了讓大家知道，中國不是自古以來就這麼大一塊，是慢慢長大的，當年的“蠻夷戎狄”就是今天的腹地，當年的敵人就是今天的鄰居，同樣地，今天的敵人也可能是將來的鄰居。
我深受感召的梁啟超先生，他原本要寫一部中國史，可惜沒寫成，只寫了一個緒論。他說，“中國”是從“中原”開始的，中原變成了中國，中原的中國慢慢擴張變成中國之中國，然後超越中國之外，慢慢將四鄰吸收進來，通過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勢力範圍的擴大，變成了東亞的中國，然後在亞洲範圍之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亞洲的中國，將來還要進入世界，成為世界之中國。梁任公寫這篇緒論是在一百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現象的確出現了。在一百年前沒有第二人敢這麼說。
我現在最喜歡到國內看考古遺址，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一片瓦片可以告訴你許多許多事情，告訴你“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是後來發展出來的。在古代那麼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發展著他們不同的過日子的方法，誰也不是“上”，誰也不是“下”，誰也不是“中”，誰也不是“外”。地球是個圓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各處都有自己尋找的方向，都有自己過生活的方式。那麼，這些古代的地方上的文化是怎麼樣聚合的呢？
國內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已經過世。中國考古史學界過去比較受制於“一條鞭”的單一理論，主要是“單線的演化論”、“中原的擴張論”兩種說法。蘇秉琦先生在這種風氣之下，居然突破所有的關口，從證據說話，提出了“文化區系類型學說”。他認為，每一個地區都有一個地區性的文化圈，文化圈裡又有不同的類、不同的系。他根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現象，將中國劃分為六七個區，每一個地區都有至少三層四層的次級系統。如果我們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初期的話，當時區還沒形成，係也沒形成，類也沒形成，型也沒形成，每個地方都是將就著當地的資源過當地的日子。經過互相學習、互相模仿、商品的交換、知識的交換，還有人口的交換，最重要的是男婚女嫁，以及抓人家做奴隸，經過如此這般交換以後，慢慢才並合成一條條線，然後再慢慢並合成一個個區。這一套理論，和梁任公的理論是完全配套的。只不過梁先生是從“中原”起頭，蘇先生是從“中原以前”起頭。我自己也找到一條很重要的線，就是相當於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時代。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陝西形成一個文化，後來分為兩條線，一個是陝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個就是旁邊的河南陝州古城南的廟底溝文化。在考古學意義上，“文化”就是怎麼樣過日子、住什麼樣的房子、燒什麼樣的陶器、用什麼工具來敲石頭、敲成什麼樣子等等。我們主要靠發掘出來的破罐碎瓦等來考察。這兩個文化，本來是很類似的文化，後來有了不同的發展。我們從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漁獵工具越來越多，農耕的比例比較少；而廟底溝呢，農耕農具的比例相當大。就像一對雙胞胎兄弟，他們隔著河過日子，然後慢慢地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廟底溝文化的實力逐漸強大了，於是慢慢地往外開展了，越到後來，越往東走，並不是往西走。這樣東邊的地方慢慢地就採用廟底溝文化的生活方式，並逐漸變成了黃河邊上一個相當顯著的生活生產方式。當然這不是那時候最高、最強有力的生活生產方式。當時東北的紅山文化，就早於廟底溝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還有神廟、很大的墓，有等級不同、規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邊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台，有很好的木結構房子，還有水稻。湖北石家河有一連串的城市，每一個都比廟底溝看著要像樣子。而山東的大汶口，甚至可能有了文字，因為有幾個字留下來了，不是普通的符號，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這麼好這麼多的大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兩千年前幾乎全塌下來了。為什麼？我一直在探索這個問題，但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是氣候原因？人口壓力？過度浪費？都有可能。但廟底溝文明，不但沒塌，還變得更強大，影響範圍更廣了。它自己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沒有大的土台，也沒有城市。但剛剛所講的幾乎所有好的、有漂亮器物的文明，它都從中學到了一點。廟底溝文明向兩邊擴展，它去了黃河南岸的河南、黃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運城平原。在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已經發現有極大的古城，有城牆，有道路，有宗廟，有大的禮儀性建築，有大的公共建築，有非常大的水溝，這些現在還在繼續的發掘中。
注意到這一串現象，我就認為這個廟底溝二期，在其他文明塌下來之後，它站起來了，應該講就是中國文化的起源。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其他更早的文明，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而且很多很多。但我認為，廟底溝文明是核心。考古學家將之稱為“夏文化”，我覺得夏文化應該是“諸夏”，在文獻上講夏朝就是諸夏，就是許多的夏，並不只是一個夏。“夏”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稱自己的名稱。諸夏，彼此之間有很多小的差別。山西運城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內容並不完全一樣。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色，都肯採納別處的東西，因此東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認為這才是中華文化的起源，雖然沒有大的顯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納、肯吸收。這個動力、這個特性，使它可以變成一個強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長。
我寫的《萬古江河》就是以此為核心展開的，旨在填補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講文化的擴大，不講武力。我向來不喜歡講武功，因為我從小在戰爭中長大，戰爭是非常殘酷的事情，我知道什麼叫做鮮血。我不講武功，不講開疆闢土，只講文化圈的擴大。我所講的主調是：在文化圈的擴大過程中，我們有“給”，我們也有“拿”。我們給過很多四鄰中國的文化，我們也從四鄰的文化中吸收接納。從廟底溝二期開始，我們就繼續不斷地向四周“給”，也從四周“拿”，不然廟底溝二期也不會長大。
等到廟底溝二期長大了，到後來“中原”變成了“商”，“商”也不斷地給予吸納，而“週”在“商”的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不僅繼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許多其他文化的東西。秦人原來在西方，在今天甘肅天水一帶，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壯大，東遷至陝西關中一帶。秦由小小的牧馬民族逐漸變成秦帝國，是吸收了六國的長處、吸收了六國的人才，才得以壯大。漢朝作為那麼龐大的一個文化體，也是不斷地進行文化輸出和輸入。漢朝的文化輸出，東到日本、東南亞，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漢朝的文化輸入，最典型的是從印度傳入的佛教文化，還有北方巫術文明和各地的巫術，也被漢武帝統統接受，後來變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漢文化一路向南開拓，將南方的動植物引進中國，從西域也帶進來西瓜、葡萄，從北方帶進來駱駝、野驢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產。這樣無窮的文化交流、物產交換，使得漢文化異常博大豐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擴大的時候，都是“有給有拿”。我們不吝嗇“給出去”，也不慚愧“拿進來”，這才是大大方方、磊磊落落。有好的我就學，見賢思齊，人家肯向我學，我也誠懇教人。教書這一行，最好的一點，就是我教給人家越多，自己收穫也越多。這跟做買賣不同，不會是我拿出去了，自己就少了。所以，在這樣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狀態中，中國慢慢地成長了。
世界並不是那麼平
大家一律平等之後要競爭，但是競爭遵循誰的規則？在哪個操場上競爭呢？如果在你的操場上競爭，或者按照你的規則競爭，我肯定吃虧。對不對？
我在《萬古江河》中為什麼以1500年做斷代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在1492年，1505年歐洲人攫取的白銀就開始運到中國來了。這也是中國第一次面臨世界格局的形成，所以我取個整數以1500年做了斷代，前面寫了半本，後面寫了半本。1500年以後近代的事情，跟我們的關係更密切。最重要的是我們碰到了一個重大關口，就是面臨一個不比我們差、到後來比我們更有力的文化系統。我們面臨的對手不簡單，不能夠輕易對付它，我們曾經輸過，我們也正在爬起來。從1500年到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挑戰，恰恰是這個挑戰。現在我們更重要的任務，是怎樣跟他們做個交叉，大家作合理的融合，而不是單向的學習。從五四以來就一直有所謂“全盤西化”的說法，前幾年，我又經常看到“先進國家”這個名稱。用“先進”一詞，就是承認他們的路是我們一定要走的路，只是我們落在後面，晚了一步。如果說齊頭並進，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間有道路的交叉，就沒有所謂的“先進”、“後進”。
事實上，西方文明也是經歷了梁任公先生所說的那些步驟，從古希臘時代希臘半島尖端的西方，到地中海東端的西方，到地中海的西方，然後才有歐洲的西方，有大西洋的西方，有跨洋的西方，最終有現在幾乎籠罩全世界的西方。西方文明的發展步驟和我們一樣，它的成長過程也是“有給有拿”。只是到了近代兩百年來，它逞凶霸道，只奪取別人的東西，還強迫別人接受它的文明。如果之前不是“有給有拿”，為什麼會出現基督教呢？怎麼會學了火藥呢？怎麼學了阿拉伯數字呢？
我們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於“中華中心論”，尤其是“中原中心論”。這樣我們才心胸坦蕩，可以組織起一個大的文明團體，而這個文明團體也更需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蕩地面對那些曾經壓迫、欺負我們的文明團體。我們應當承認，別人的方案不一定錯，我們的方案不一定對，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不足。我們對的地方，可以重新整理，為未來全世界所用。你認為非常好的部分，到今天出了毛病了，也要想想要不要丟掉，要不要重新來過。平心靜氣，大家才可能和諧共處。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東西，都在經歷很深層的改變。
西方近代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體系永遠膨脹。這話不對。經濟的膨脹，必定要消費，消費必定要資源，而世界的資源經不起永遠的消費。因此，經濟體不能永遠膨脹。怎麼樣叫穩定？怎麼樣叫衰退？怎麼樣叫繁榮？都要重新界定。資本主義經過幾百年的演化，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問題，它要加以整頓。
我們中國呢，幾千年來是集體主義，社區、宗族、大家庭都是集體主義，每人都要為大的單位而犧牲小的單位。話說有一家姓張的，五代六代同堂，皇帝就問張家的大家長：“你們一家五六代人能住在一起，靠的是什麼？”他就說是“忍”。“忍”是什麼？就是吃虧也算了，就是每個人都犧牲一些自己的利益。這種“為大我而犧牲小我”的精神，是中國慢慢成長的條件。但這個條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問題。孫中山先生就說：集體主義到了今天，如果想走下去，分配是很重要的。分配要影響到人的工作積極性。大家知道，我們中國這幾十年來迅速成長，正是因為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換句話說，分配是調動了你個人的意願，這和集體主義是相違背的。這個時候就要考慮了。西方資本主義要反省，我們也要反省。
再比如說，我們儒家是不講“神”的，我們講“良心”，而天主教、基督教講“上帝”。“上帝”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在西方，沒有上帝，很難講到人權。“天賦人權”，西方人的“天”就是“上帝”啊！但在今天，美國的教會衰落了，大多數人不太相信了。美國天主教會的學校一家一家地關閉。我家斜對面是一個基督教會，每個禮拜五要舉行bingo（一種賭博遊戲）來賺錢。耶穌基督當然是不允許在殿堂上賭博的，但是窮啊，為了維持只好出此下策。宗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礎，將來怎麼辦？也要修改，要向我們中國“以人為本”的方向修改。
印度人非常重視自然。各位看過金庸的小說《天龍八部》，對不對？“天龍八部”這名詞出自佛經，包括“非人”、“天”、“龍”、“乾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和“摩呼羅迦”八種神道精怪。在印度人看來，“人”並不比這些神道精怪佔什麼大優勢，並不是什麼“萬物之靈”。中國人講究“天人合一”，注重“天”、“人”之間的相互感應、調節、和諧，講究“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係。這與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截然不同。浮士德把他的靈魂出賣給魔鬼，然後換得一切都“更好、更好、更好”。西方的主流觀念就是永遠成長、永遠擴張、永遠要“更高、更快、更好”。但這也就意味著永遠在浪費自然。在這個事情上，西方要向中國和印度學習。但是印度推行種姓制度，人與人之間極不平等，這要向西方學習。我們中國因為集體主義，比較重親屬、欺外人，重鄰居、欺陌生人。這個也要改變。
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暢銷書，書名叫《世界是平的》。書中說，不管膚色、不管信仰、不管種族，大家一律平等。這話是對的。但是我們進入全球社會的時候，記得不要完全聽他這個話。
大家一律平等之後要競爭，但是競爭遵循誰的規則？在哪個操場上競爭呢？如果在你的操場上競爭，或者按照你的規則競爭，我肯定吃虧。對不對？所以，世界並不是那麼平。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不平等。比如我比你們矮，我手腳完全不行。我到體育場上競爭，根本進都進不去嘛，還怎麼競爭？所以，我盼望將來的全球化是一個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專長、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範圍的全球化，但沒有自主的戰爭，不許自主地說“我愛打誰就打誰”。
地球上將來有什麼樣的天災人禍、會有如何嚴重的後果，我們很難預料。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氣候的暖化，也可能是疾病。許多我們不知道的疾病正在醞釀當中，許多天災我們是不知道的，而人的愚蠢、貪婪和無情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災難。當天災人禍來的時候，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對付的。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種情況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呢，可能在另一種情況可行。這種危機時刻，要靠存在許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類共同的前途才不會受到威脅。所以，我希望將來這個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補充，各地的專長同樣存在。
（演講時間為2006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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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家住在哪裡？上海嗎？鼠目寸光。
侬切五咧头长大喀，娘西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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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的形成：從滿天星斗到多元一體 —— 專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 趙輝
發佈時間：2012-10-12 文章出處：三聯生活周刊
導讀：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中原社會的軍事貴族們開始設法建立一套新的社會秩序。新秩序的建立是通過先有的世俗手段，特別是實力的比拼來獲得。而由此導致的後果，便是社會權力帶有較為世俗或務實的色彩。
文明的地理格局
《三聯生活周刊》：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首先的問題，是如何定義文明？中國文明起源的標誌是什麼？
趙輝：文明可能有100多種解釋。一方面可以說是文化的成就；另一個意義，就是社會發展程度。從文明探源的角度看，文明的形成，就是人類社會進入了國家形態，探源就是探尋國家的起源——早期國家何時產生？如何發展？
關於文明的標準首先是由西方學術界提出的，比如出現文字、城市、金屬器後，人類社會就進入文明階段了。後來這些標準落實在考古學上。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了文明的10個標準，比如一定規模的遺址，人口要達到5000以上，有權力機構，有大規模的公共建築——它標誌著建築技術達到一定程度，社會動員能力達到一定程度等等。這些標準是依據西方文明起源的研究而提出的。不是說不對，而是需要在中國的環境下具體的討論。
當我們套用這些標準對一些有關的考古發現進行是否是文明的性質判斷時，就會發現這些文明的標準有的是不那麼能對上號的了。中國各地文化的發展是一個跌宕起伏而漫長的過程。於是，對文明的研究就從定性的研究逐漸轉變成了過程性的研究。這就要追溯，什麼時候出現“城”？什麼時候開始階級分化？等等。我們發現中國文明的進程不是鐵板一塊，各地有自有過程和特點。
我們認為給文明建立標準，是一個比較老的研究方法。而我們需要探討的是，這個考古學文化背後的社會是否形成了國家的形態？我們並不急於提出文明——國家形成的標準。這些標準應該是在研究史前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普遍意義的特徵。而不是顛倒過來，拿著一個產生於國外材料中的標準清單去比照。
《三聯生活周刊》：按照英國考古學家格林.丹尼爾教授的觀點，東亞中國文明是全球六大原生文明之一。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也認為，從人類文明史來說，最主要是兩極，即以西亞兩河流域為根基發展起來的西方文明，和以東亞大兩河流域黃河、長江為根基發展起來的東方文明。這兩大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原初文明。從地理的角度，如何解釋中國文明成為原初文明的原因？
趙輝：以下這些看法，其實也主要是嚴文明先生提出來的，即東亞地區向東是海，北面是戈壁高寒地帶，向西是沙漠，西南青藏高原，東南是雨林。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區，從大的地理格局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對外交通並不便利。如果人類沒有很大能力，是無法突破這種自然障礙的，要是經常突破這種障礙，更是不可能。這就導致不同區域內，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文化是相對獨立發展的。歷史上，真正打通地理障礙，大規模與西方交流是漢代張騫鑿空西域之路以後的事情了。史前的人們還沒有能力。
但在這一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內，其內部文化之間的交流卻相對方便。久而久之，文化趨於同一，並形成傳統；而對外交往的困難，便保持了東亞社會的獨特性。東西方文化的重重差異，蓋緣於此。
《三聯生活周刊》：在中國大地理單元內，文明之形成有哪些有利的條件？
趙輝：橫貫東亞地區中部的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氣候既不十分嚴酷，也遠不是最佳。氣候四季分明，尤其是冬天缺乏食物，需要方便儲存的食物。於是，人們很早就有了開發農業的動力。黃河、長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勢比較平坦，有大面積的平原，為農業發展提供了條件。於是在距今1萬年左右，北方的旱作農業和南方的稻作農業開始萌芽。農業文明的起步意味著文明曙光的初現。只有當生產經濟形成後，生活才能穩定，社群規模才會變大，進而變複雜。國家就是社會復雜化的結果。
《三聯生活周刊》：實際上中國地理環境多樣，氣候差異也很大。這對中國文明的形成有什麼影響？
趙輝：中國文明形成期的地理區域很大，從南部的廣州到北面黑龍江甚至貝加爾湖，從東到西跨了兩個時區。地形從東到西分成了三個台階，氣候從南向北跨越了亞熱帶、溫帶和寒溫帶。在這個開闊的區域中，各地的自然環境不一樣。生活在不同環境中的人們，經濟活動內容、家居形式、生活習慣、風俗信仰乃至思想方式，都各有特點。又經過世代承襲，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傳統，留下面貌各異的物質文化遺存。
這是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模式學說，是“滿天星斗”說的一個環境註腳。
《三聯生活周刊》：儘管地理環境差異較大，但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也在這個區域內還是比較方便的。
趙輝：由於農業的發展，在黃河、長江的流域內便形成了一個農業的文化區。農業不僅是一個技術，還是一個生產體系。人口增加，社群擴大等原因導致黃河、長江中下游文化的發展比別人先走了一步，文化程度比較高，而且一直處於領先地位。
較多的人口，也有利於不斷產生出新的發明創造。由於這裡的人們在大致相同的環境裡，所面臨的生存問題相似。所以，這些經驗便具有普遍意義。而憑藉各地之間比較方便的交通和交流，這些經驗可以以一種橫向傳播的方式迅速普及開來，而不必靠幾代乃至數十代人的縱向積累才能看出效果。
這就是後來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先生所說的“交互作用圈”，它成為中國文明產生的舞台。
《三聯生活周刊》：不同區域文化間交流的結果是什麼？
趙輝：彼此間的交流，產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即“一體化趨勢”。從考古學的角度，嚴文明先生提出了“中國文化的多元一體”。從民族學的角度，費孝通先生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他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趨勢。
中國文明形成期的地理空間，南到南嶺，北到大青山，東邊到西遼河地區，西邊到了隴東。於是，山東地區、中原地區、長城地帶，遼西地區，甘青地區，長江流域——各區域文明形成了“重瓣花朵式”的格局。
在這個格局中，黃河、長江流域文化發展程度是最高的。文明一體化的同時，各自都向更高層次發展。但是每個區域的文明化的進程不完全一致。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不僅時間上不同步，各自社會復雜化的原因、機制、條件、方式等方面也不會完全一樣，各自都在摸索自己的發展之路。同時，彼此之間也有交流。
文明的先行者難免曲高和寡，無法交流，於是遇到挫折。各區域文明的發展跌宕起伏，而中原文明後來居上，成為“重瓣花朵”的花心，取得了長期的引導中國歷史發展的地位。
多元中的一體化趨勢，是東亞地區各區域文明獨自發展中形成的趨勢。大約從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便奠定下了這個格局，並一直延續至今。這也就解釋了中國歷史儘管有分裂的時期，但總會趨同，統一是主要的方向和力量。
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過程中，各地雖有不同的文化差別，但也有共同的認同，共同的信仰。雖然沒有共同的口語，但有共同使用的文字，交流起來毫不困難。
多元文明的兩種模式
《三聯生活周刊》：我們對於中國文明形成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反复的過程，從中原中心論到多元模式，再到多元一體。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學說”，對於尋找正確的方向有很重要的啟發。
趙輝：上世紀80年代初，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區系類型學說”。他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是分區的，每個區有自己的傳統，就是譜系，譜系下還分很多枝蔓。而文化演進不是一條線進行的，是多元的，或者是滿天星斗式的。
今天回頭看，這個學說有兩個作用。其一，是指導各地考古學家，考古機構，繼續沿著這個思路完善本地區的考古文化的年表，建立盡量豐滿的文化譜系。第二，提出了一個有關中國古代物質文化遺存背後的社會歷史的整體認識。也就說，這些不同面貌的遺存背後，人與社會都有可能是不同的。考古學要搞清楚不同地區、不同文化面貌背後的社會是怎麼回事，了解器物背後的社會形態與發展狀況。
“區系類型學說”雖是對文化面貌淺層的認識，但是隱含了整個歷史過程的深刻理解。以這個學說的提出為標誌，中國考古學重建物質文化史年表的技術和方法成熟了。
當時文革結束不久，考古學家投入了極大的熱情進行了大範圍和大量的田野工作，獲得了很多意外的發現。良渚、牛河梁、大地灣，以及中原龍山時代的一些城址等，都是在這一輪工作熱潮中發現的。
這些田野工作的結果令人震驚。大家曾經認為，新石器時代的人類處在原始社會階段，原始共產主義是建立在非常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上的，是一種不得已的平均。然而，卻發現了高等級的墓葬、非常精美的隨葬品、數量龐大的玉器以及大規模的城址等等。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是文明嗎？是發展到一個怎樣程度的文明？
《三聯生活周刊》：對中國文明形成有重要影響的區域文明主要有哪些？
趙輝：根據蘇秉琦先生的看法，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可以分為6個文化區，嚴文明則劃分出了8個文化區。此外還有其他種種劃法。考察這些文化或其指代的古代民族的分佈，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多重空間結構。
從公元前4000年期，幾個在中國文明進程過程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史前文化，主要集中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即黃河下游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長江下游的崧澤-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燕遼地區的紅山文化、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及其後續龍山時代的各考古學文化。此外，可能還包括晉中、陝北以及分佈在四川盆地內的各個考古學文化。
這一個巨大的文化叢體，構成了多重分佈的最內重。至少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期，這個文化內重就形成了。在它的外圍，是因各種原因，尚停滯在採集狩獵階段，遲遲沒有開展農業的地方文化。這是文化分佈上的外重。
這些區域文化各有特色，意味著其背後創造它們的社會在文明化進程上各具特點，並對整個中國文明的形成做出過不同的歷史貢獻。
《三聯生活周刊》：區域多元文明是如何參與進中國文明的總進程中的？
趙輝：這些區域文明發展進程並不一致。總的來說，各地方社會的文明化進程是大約從始於公元前4000年左右開始加速度發展的，可以分為三大階段。考察這三個階段，實為此起彼伏的發展態勢。
公元前4000至前3300年是第一階段，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空前繁榮。同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也呈現出同樣的態勢。而其他地區則相對沉寂。
公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或稍晚，由於內部結構調整，中原地區轉入表面的沉寂。長江中下游，以良渚文化為代表的社會則繼續此前的發展趨勢，並相繼達到高峰。黃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區，約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開啟文明化的進程後，一直保持著穩健發展的態勢。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遼西地區，其文明化起步的時間和海岱地區相近，卻似乎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了當地社會發展的巔峰。
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是第三階段。除了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湧現出一批城址外，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社會文明化進程卻急轉而下，快速凋零了。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遼西地區。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一北一南相繼衰落。中原文化經過調整後再度崛起，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
《三聯生活周刊》：各區域史前文化走了不同的道路，各有特點。它們的進程形成了怎樣的路徑和模式？
趙輝：我想大概可以歸納為兩個模式。
自然條件較好的東部、南部地區，是一種模式。社會復雜化和社會分層化程度較高。隨著社會等級的確立，這些地區發展出一系列的複雜的等級象徵系統。比如通過大量的玉器、象牙器、漆器、絲綢、精緻陶器、墓葬規格等，來表現社會成員的等級。聚落和聚落群之間也有清晰的等級秩序，社群開始分化。為了維護和鞏固這種等級秩序，宗教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類模式以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為代表。
自然條件相對較差的西部和北部的旱作農業地區是另一種模式。這些區域社會分化程度普遍較低，缺乏等級表徵系統。社會矛盾的尖銳和新的社會秩序的建立，更多體現在聚落和聚落之間。在這些地區常常見到城牆壕溝等聚落防禦措施，並且大量出土箭頭等武器，以及亂葬和殺埋活人的奠基儀式。社群之間的衝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中原龍山文化是這一模式的代表。
中原中心的形成
《三聯生活周刊》：中原文化只是史前多元區域文化中的一支。那麼，中原文化是如何成為中心的？
趙輝：中原不是一個嚴格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古代人文地理概念，大體相當於黃河中游地區，古稱華夏。新石器時代中期，這裡有三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約在公元前5000年，三支文化融合成仰韶文化。
約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仰韶文化進入中期，又叫廟底溝期。這是仰韶文化最繁榮的階段，文化統一性空前加強，人口急劇增長，聚落分化嚴重。地域也開始大幅向外擴張，原本很少有人活動的陝北及河套地區，也出現了仰韶聚落。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很多他文化中都有發現，其文化的影響力遍及大半個中國。
但是，大約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仰韶文化高度統一的局面不復存在了，各地文化的獨立性和不平衡性凸顯。恰巧，公元前3500年起，中國北方的氣候向乾冷方向變化。社會進程的改變，可能是氣候變遷在旱作農業社會上的表現。
仰韶社會於是分崩離析，直到公元前3000年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重組。起源於晉南地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快速覆蓋了豫西的洛陽平原，並對鄭州、嵩山以南乃至渭河上游地區產生了廣泛影響。與此同時來自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也相繼影響到中原地區。到公元前2500年前後，形成了幾支既有聯繫，又有各自特色的地方文化。它們被統稱為中原龍山文化。
隨著文化的重組，人群流動，以及周邊文化的大量湧入，中原地區顯得混亂不堪，社會越發動盪。劇烈的衝突似乎首先發生在村落之間，有實力的村落開始構建城垣工事，在對付那些更強大的近鄰的同時，逐漸謀取了聚落群的領導地位。於是中原大地上小國林立，相互之間征伐不斷。血腥、暴力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我們推測，這個社會的上層，更多的是一些世俗的軍事色彩比較強的首領，通過世俗的手段管理社會。而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以集體的面貌出現。氏族沒有解體，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參與了社會政治。
“中原龍山”這個文化叢體，佔據了史前農業文化經濟區的中心，緊靠它的周邊，環繞著山東龍山、湖北石家河等地方文化。再以外，則是那些長期滯留在採集漁獵經濟的區域文化。至此，考古學文化意義上的“以中原為中心”的勢態已經形成。
在彼此之間格外激烈的衝突中，中原逐漸醞釀出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其標誌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在這一地區產生了被認為是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遺址也被認為是夏王朝的都邑。在歷史文獻中，禹將王位傳給了啟，以繼承製替代了部落社會的禪讓製度，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家天下”王朝的開始。此後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就以中原地區為舞台展開了。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同樣參與了中國文明形成的總進程，其他區域文化最終隕落，唯獨中原社會經過大起大落而持續發展下來了？
趙輝：中原地區不及長江流域豐饒富庶，甚至也比不上黃河下游的山東地區，但遠比燕遼地區好。所以紅山社會經受不起氣候環境的變動而迅速衰落，但中原卻能經受住考驗，再度崛起。
處於資源相對貧乏的環境基礎上，中原社會的文明進程的原因與機制也與其他社會不同。中原和良渚比較，會發現中原沒有那麼強烈的宗教色彩；和山東龍山文化比較，中原社會的等級分化沒有山東龍山清楚，更不如他們出現的早。相反，中原的戰爭與暴力卻比周圍文化來的充分得多，表現為殺人、殺殉、武器、軍事色彩濃厚的城垣。
由於自然資源較為匱乏，旱作農業的生產效率較低，中原地區的社會分化不大容易充分展開。相反，社會的主要矛盾體現在集體利益衝突上。日益頻繁的軍事活動，動盪不安的環境，便催生了帶有更強軍事色彩和務實性格的領袖權威。
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中原社會的軍事貴族們開始設法建立一套新的社會秩序。新秩序的建立，必然是通過現有的世俗手段，特別是實力的比拼來獲得。而由此導致的後果，便是社會權力帶有較為世俗或務實的色彩。
當整個社會越來越多的圍繞這些軍事領袖運轉，並且要不斷鞏固他們的地位時候，社群內部的分化也就展開了。分化首先發生在大家族之間，在逐漸深化到小家族。東方諸社會的等級分化，是從一個較為富足的社會基層向兩端分化，是橄欖形的結構。而中原則不同，更像是從底層大眾中單向發展出了一個貴族上層，是一個金字塔結構。
其直接原因，在於軍事領袖的地位快速提升，以及資源的相對匱乏。這也決定了，中原原有的氏族組織不會因經濟原因徹底瓦解，而是在相當大程度上保留下來，並被社會上層所利用，繼續發揮其調控整個社會的網絡作用。
激烈競爭的環境，而資源相對貧乏，原來平等、平均的氏族社會被改造成了“准文明”的形態，或者乾脆就是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原地理位置幫了大忙。居於各區域文化的中心，中原是物流和情報信息的中心樞紐。中國文明的形成，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各個地方社會都為此做出過自己的努力。它們的功過成敗、經驗教訓，都最終融入到中原這座大熔爐中。
同時，中原文化對周邊社會的凝聚力不斷增強，不僅為夏商周三代文明，也為更持久的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趨勢奠定了基礎。
《三聯生活周刊》：在形成的路徑上，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是否已經出現了分野？
趙輝：中國文明的形成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上的。這種生產方式要維持下去必須要保證一定的規模，社會不能解體到家庭，否則無法生存。很多的一定規模的集體構成了整個社會，這種集體，應當是氏族或宗族。強勢的集體成為領袖。這與西方社會很不一樣。特別是地中海社會，是建立在社會成員基本生活物資如糧食、油料等的集約化生產和大規模貿易上基礎上的，集約化生產和大貿易導致了奴隸制度。
建立在小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上的中國社會不可能像西方那樣產生奴隸制階段。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是西方的社會發展路線。東西方文明的差別，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文明探源工程，也就是探索中國的歷史道路是如何一步步走過來的，然後再思考怎麼走下去才合理。
禮樂之始
三聯生活周刊：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確立後，對於此後夏、商、周中國早期王朝有哪些影響？
趙輝：由於社會的動盪，中原地區的社會上層形成了一種務實和開放的意識形態。在對待來自周圍社會的非傳統影響時，採取的是實用主義的態度或機會主義的策略，而非一概加以排斥。比如，中原社會藉鑑了周邊地區首先發展起來的等級制度，形成了一套以青銅禮器、精緻陶器等為主的表徵系統。這套表徵系統與更古老的血緣繼嗣系統結合起來，最終演變成為宗法制社會的各階層、各成員所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道德規範和政治制度。
權力階層通過掌握某種貴重的稀有資源及其產品的分配，以達到鞏固、提高權力地位的目的。青銅冶鑄技術的發明，更使得中原社會上層獲得了一種新的資源和能力，並且立即把它落實到社會政治生活中。為此出現了夏人對晉南地區的經營，商人對長江流域的開拓。甚至對於商人反复無常的遷都，有學者認為是追逐銅、錫或鉛的礦源之舉。夏商之時，陸續加入到這類稀有資源目錄裡的還有產自南方的象牙、龜甲、寶貝、玳瑁等等。這套發明於史前時期的政治手段，對於整個三代文明都有重要的影響。
中原社會迫於政治需要而採取了對待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開放態度。宗教在鞏固權力地位的世俗作用有目共睹，而迅速樹立權威，正是中原龍山社會的迫切需要。我們在中原文化中可以看到那些曾經在這之前就已經出現在良渚、紅山、以及石家河文化中，帶有十分濃厚宗教色彩的玉器，應當反映了不同宗教在中原的融合情況。位於天下之中的天然地理優勢，使中原成為了一個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熔爐，從而培育出中國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外交的向心趨勢。
更長遠的看，出於政治需要，手工製造業尤其是技術含量最高的手工業部門，被視作政治工具，資源和生產被統治集團嚴格管制。導致了最先進的技術不能轉化為社會生產力。也因此，手工製造業遲遲不能徹底獨立於農業，其產品也不能成為商品，在流通領域實現價值。這也是商業不發達、商人及手工業技術人員社會地位不高的主要原因。
另外，中原社會需要在基於小農經濟的鬆散族群關係中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權威。為此不惜動用各種資源和一些極端的手段。對外處理四面八方的關係時也需要很大的權威。這就決定了他的政治體制的集權性格，並從此貫穿了幾乎古代中國。
三聯生活周刊：牢固的宗族觀念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在文明演進中，宗族是如何產生的？
趙輝：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氏族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還被保留著，但已經變為由若干在經濟上有很大獨立性的父系家族組成的聯合體。由於各家族實行的是財產私有製，這就意味了氏族內部，各家族之間在經濟上出現了不平等。於是，原本建立在平等和民主原則上的氏族生活逐漸失去了基礎。
通過選舉、禪讓來行使的氏族公共權力將注定落入最有實力的家族手中，並可能長久把持，並謀取私利。張光直研究認為，商代的政治是兩個氏族-宗族輪流執政。到了周朝，就是姬姓一族大了起來。
宗教並沒有在中國文明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宗族政治的產生。財產及相關權益的世代傳承是在家族或宗族內部完成的。因此，各家族或宗族對自己祖先的祭祀就越發顯得重要了起來。
另一個原因，就是軍事領袖不能容忍一個與自己並立的神權。於是便有了顓頊的“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社祭”雖然被保留了，但變得由最高統治者專擅。宗教相當大程度上淪為了統治者的政治工具。為了財產繼承和穩定社會秩序，祖先崇拜又被進一步強調。宗教的神秘色彩反而日漸淡薄。在以後變得越來越像是一種宗教道德了。
這些導致了古代中國社會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顯著特點。即宗教的不發達，但卻開啟了從儒家學派直至程朱理學，由關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形成牢固的傳統，並將其推進為中國人至高無上的道德觀念。
三聯生活周刊：禮樂制度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內涵。
趙輝：禮制是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表面上，禮制是對不同身份等級的一系列的嚴格規定。包括穿著佩戴、出行車馬儀仗、宅室尺度、宴飲聲樂器具、祭祀規格直到喪葬儀式等，不得違反，更不得僭越。實質內容則是通過這一嚴格的行為規範，強調每個人要時刻注意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已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目的。
這種最初出現於新石期時代晚期的一種個人炫富的心理，是逐步被加工成一種政治制度的。“禮制”是周人規定下來的。但三代都有禮制，雖然具體內容各有特點，但實質相同，所謂“三代之禮一也”。
以前，我們對於禮制的理解被簡單化了。我認為，禮制不能簡單的理解為等級制度。因為任何文明都有等級制度，只有等級制度和宗法制結合起來才叫禮制。
所謂禮制，就是等級制度加上宗法制，再加上政治上的分封制，或者說是維繫這樣一種社會秩序的行為規範。其結果，是把一個宗族社會放大到了國家形態。禮制被歷代當權者繼承，並且一直演進下來。儘管後來用一個官僚體制把社會上層進行了改造，但基層依舊是宗法社會。（採訪者： 李偉）
義大利 Vespa
個人積分：442分
文章編號：87161205
PropagateGreat wrote:
這篇文章也可以參考一...(恕刪)
找到一篇嚴文銘先生的文章，有興趣的，可以參考看看。
https://m.aisixiang.com/data/131864.html
嚴文明：中國文明是什麼時候起源的？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只能追溯到殷周之際。20世紀30年代因為殷墟的發掘，知道商代晚期已進入文明時期；50年代因為鄭州商城的發現，知道商代早期也已進入文明時期。從60年代起河南偃師二里頭的發掘，把文明起源的時期提早到了夏代。夏鼐提出文明的起源還要早些，應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去尋找，現已成為大家的共識。
文明起源有一個過程，不是一下子就從史前跨入文明的門坎。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中國文明的起源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一）大約公元前4000年前後是文明化起步階段，少數主要文化區出現了中心聚落。（二）公元前第四千年後期是普遍文明化時期，社會明顯開始分化，中心聚落和貴族墳墓出現，牛河梁、大汶口、大地灣等是很好的例子。（三）到公元前第三千年的時期則已進入初級文明或原始文明。這時農業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部分手工業從家庭中分化出來，出現了專門製造特殊陶器、玉器、漆器、絲綢、象牙雕刻等高級產品的手工業作坊，貧富分化加劇，戰爭頻仍，出現了許多城堡和都城遺址，例如良渚、石家河、陶寺等便是。這很像是五帝時代天下萬國的情形。（四）從夏代開始正式進入文明時代；商周則是古代文明的興盛時期。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大約是從公元前10000年開始的，一般可再分為三個發展時期。早期（約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的年代大約相當於西亞的前陶新石器，但中國各遺址中都已有了少量的陶器。這個時期最重大的成就可能是農業的發現，不過還沒有成為重要的食物資源。當時的生業主要還是狩獵和採集經濟。
中期（約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是原始農業得到較大發展的時期，並已初步形成了南北兩個農業體系。北方的黃河流域已經普遍種植粟、黍等旱地農作物，單是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一處，便發現了成百的糧食窖穴，其中有大量粟和黍的朽灰，如果換算成新鮮糧食當在十萬斤以上。南方的長江流域多種水稻，近年在浙江上山文化的多處遺址中都發現有稻殼痕跡，年代在8000年以前，浙江蕭山的跨湖橋遺址也發現了8000年前的稻穀。在湖北省的城背溪文化和湖南省的彭頭山文化中，也都發現了稻穀遺跡，年代在7000年以前。位於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更發現了近9000年前的炭化稻米。到5000年左右以前，浙江餘姚的河姆渡和田螺遺址更發現了以十萬斤計的稻穀遺存，並有大量的骨耜等農具。由於農業的發展，形成了較長時期定居的農村，從而為往後向文明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質基礎。
晚期（約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大發展的時期，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遼寧西部和內蒙古東部的紅山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油子嶺文化和下游的馬家浜文化等，都是屬於這一時期的。這時農業聚落遺址分佈的密度明顯增加，規模也有所擴大。每一個聚落中往往有近百座房屋，按照凝聚式和向心式結構排列，體現集體的精神和平等的原則。這個時期還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墓，即在人死後先對屍體進行暫時處理，等肉體腐爛後再把骨骼收拾起來，同親近的人一起埋葬。每座墓合葬從數人到數十人不等，最多者可達一百餘人。各墓的隨葬品很少差別，而且也不強調個人所有，這顯然也體現著集體精神和平等的原則。
大約從公元前3500年起，這種狀況開始有所改變。我們看到無論是在聚落內部還是在聚落之間，都已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在聚落內部，個別房子造得特別講究，規模往往也比較大，而大多數房子仍是簡易的窩棚。在多數聚落的規模並無顯著變化的同時，少數聚落卻發展得特別大，出土遺跡遺物的規格也比較高，說明它們已發展成為當時的中心聚落，是社會分化的一個明顯的標誌。墓葬的情況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少數大墓開始設置木棺，有的在棺外還建一木槨，隨葬品可多達100多件，質地也特別精良。而絕大多數小墓則無棺無槨，隨葬品十分簡陋，有的甚至一無所有。貧富分化在這裡看得非常清楚。
在遼寧省西部的凌源牛河梁發現了一處紅山文化後期的祭祀中心和貴族墓群。所謂祭祀中心包括“女神廟”、方形祭壇和圜丘等一大群建築。所謂女神廟是一個半地穴式的房屋，現在僅清理表面的一部分堆積，就發現至少有五六個人體塑像和個別禽、獸的塑像。人體塑像有的和真人一樣大，有的還要大兩三倍。廟旁有用石頭護坡、表面平整的巨大的長方形祭壇。這組建築的前方數百米，在一處很顯眼的山坡上，用石頭砌成一個巨大的階梯式圜丘，推測也是作祭祀用的。
貴族墓葬分佈在祭祀遺蹟的附近，有三十多處，每處一、二墓或四、五墓不等。每墓中心有石槨，隨葬玉器等貴重物品。墓上墊土，四周砌石。有的砌兩三層台階，宛若祭壇。其外圍還往往豎置一周筒形陶器。有的墓旁還有若干小墓，也有石槨，有的也隨葬玉器。這些小墓的死者當是墓主人的隨從或近侍。這樣看來，牛河梁所反映的紅山文化後期的社會已經明顯地分裂為貴族和平民兩個階層。貴族有自己單獨的墓地，而且由於這個墓地同祭祀中心結合在一起，可見宗教也是由貴族所把持的。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一個相應的由貴族組成的權力機構，這些貴族的地位是難以維持的。這樣的社會，已經同過去那種人人平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有所不同了，這是走向文明社會所邁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大約從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一千年間，生產技術已有較大的發展。除石器製作更加精良外，還能製造一些小件的銅器，種類有刀、削、錐、鑿、斧、鈴、齒環和指環等，在青海的齊家文化遺址中還發現了小型的銅鏡。這些銅器的質地不盡相同，有些是紅銅作的，也有少數是砷青銅或黃銅做的，後二者可能與礦石成份較雜有關。由於銅器在當時生活中已佔有一定地位，過去把這個階段的文化遺存統統劃歸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作法就不盡合適了，有必要列為銅石並用時代，作為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轉變中間的一個過渡時代。又由於這個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是龍山文化及其同時代的諸文化，所以在考古學上又稱為龍山時代。
龍山時代除農業較過去有較大發展外，手工業的成就更為突出。一是銅器的製造已於前述。二是製陶業中普遍使用快輪，它需要有厚重的轉盤以加大慣性，要有既穩固磨擦係數又小的轉軸和軸承，還要有傳動設備，這大概是人類歷史上發明的第一種簡單機械，從而大大提高了陶器的生產率。三是玉器製造向高精方向發展。當時已經廣泛地用切割方法和管鑽法加工玉材，然後用琢磨和拋光方法使其潤滑光亮。有的學者甚至推測當時可能使用了先進的機械砣具。大部分玉器還用圓雕或半圓雕、浮雕、透雕和線刻等方法進行裝飾，成為藝術價值極高的工藝品。玉器的種類已很複雜，有專用於宗教儀典的琮和璧，有像征軍權的鉞，有各種佩帶的裝飾品如發笄、耳墜、手鐲、帶鉤和璜、管、珠等，還有很多穿綴在衣服或其它軟質物件上的飾件。有些玉器是作為組裝件或鑲嵌物來使用的。例如一件玉鉞的木柄頭部要裝玉龠，尾部要裝玉鐓，柄身還鑲嵌許多排列成花紋的玉珠。有些漆盤、漆杯和漆壺上面也鑲嵌很多玉珠或玉片。這些漆器顯然也同玉器一樣寶貴。當時還可能發展了絲綢業。因為早在鄭州青台仰韶文化的甕棺葬中就發現了用以包裹嬰兒的絲織物。龍山時代的絲綢業應該有更大的發展。所有這些手工業的成就大部分是為貴族所壟斷的，於此可見當時社會的分化達到了何種程度。
這個時期在建築業中也有巨大的進步。在一些房屋建築中已經大量地使用土坯砌牆，用石灰塗抹牆壁和地面。夯築技術更是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有的房屋有夯土台基，有些墳山也用夯土築成。由於有了夯築技術，使得營建大規模的城垣成為可能，而各種類型的城堡確實就在這個時候從地平線上冒出來了。
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龍山時代的城址大約有四十多處，分佈於河南、山東、湖北、湖南、四川和內蒙古等省區。如果以後加強考古調查，相信還會發現更多的城址。河南和山東境內現已發現10座城址，其中較大的如河南輝縣孟莊和山東章丘城子崖的面積都有20萬平方米左右，較小的如河南淮陽平糧台則僅有3500平方米。但後者做得比較講究，已發現有東、南、北三座城門，南門兩邊設有門衛房，門道的地面以下還設有通向城外的陶質排水管道。有的城周圍設濠溝，有的則由人工修成高坡。湖北和湖南境內發現了6座城址，有的呈方形，有的近似圓形或橢圓形。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遺址群的中心區更有一座規模宏大的古城，周圍還有若干祭壇和貴族墳山，組成一個巨大的遺址群。內蒙古的情況有所不同，那裡多隨山勢用大石頭砌築城垣，這種山城往往座落在險要的地方，多數應是軍事城堡，少數較大的山城裡面也有數量不等的常住居民。
城的出現應當是戰爭經常化和激烈化的產物，這是由於生產的發展，加深了貧富分化的程度，人們創造的許多財富為少數貴族所佔有。他們貪多無厭，還要覬覦別人的財物，於是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掠奪性戰爭。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製作精緻的石鉞和石箭頭，是軍事活動激烈化的直接反映；各地還發現許多亂葬坑，坑中往往丟棄數具乃至十數具屍骨。有的身首異處，有的作掙扎狀，有的骨骼上還帶有射入的石箭頭，顯然也是戰爭激烈化的直接證明。中國古代把城叫做國，城里人叫做國人。國有時也包括部分鄉村，即所謂野。包括城鄉的政治實體有時也叫做邦。傳說黃帝時就有萬國，堯舜的時候有萬邦。大禹的時候也是“天下萬國”。萬者言其多也，並不一定就準是一萬個國家。總之是一種小國林立的局面。以後因為相互征伐兼併，到商湯時只剩了三千餘國，周武王滅商時會於盟津的還有八百諸侯。龍山時代據放射性炭素測定剛好早於夏代，眾多城址的發現證明那時已處於小國林立的局面，與傳說中的五帝時代正好相合。所以我認為龍山時代可稱為中國的古國時代，是真正的英雄時代。
把前面的意見歸納一下，就是中國原始農業的發生和發展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質基礎。直到仰韶文化後期，即大約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才邁開了走向文明的腳步。進入龍山時代以後則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已經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會。到了夏代，中國古代文明才基本形成。
摘自《中國文明的起源》。
義大利 Ves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