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來了以後,在很大程度上繼續沿用了這個辦法,但有一點差別,日本對仕紳階級收編的能耐遠高於國民黨,畢竟日本是個遠比台灣進步的現代國家,文明性比起來自中世紀的中國軍閥,還是強的多多,國民黨始終並沒有很好地收編台灣上層的仕紳階層,可能和228大規模血腥鎮壓這個階層的反叛有一定的關係,這個仇恨一直延續到現在。日本時代的地方幫派勢力基本不存在,警察國家是什麼?問問老一輩的人你便知道,講到日治時代的"大人",沒有誰還敢多一句廢話。國民黨威權時代也差不多,但是它沒有日本人統治台灣所下的功夫,對台灣也沒日本人瞭解,哪裡摸的清情況?都用槍桿子也不行,所以他不得不與原有地方的舊勢力妥協,亦即將地方的統治權和政經利益一定程度交給前者,換取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效忠。由於仕紳菁英階級不是被殺便是逃亡海外(或者乾脆不過問政治),地方上剩下的只有一些下階層的"角頭"勢力,因此造成了台灣地方政治多由這些當地的派系掌控,但是有一個默契,就是地方的角頭勢力不能進入中央政府,如此形成了台灣政治新的兩截型態,即中央是兩蔣政權把控,地方則是由傳統角頭勢力掌握,後者用政治上的輸誠換來中央默許的地方上政經利益。這就是林佳龍博士論文裡所說的威權侍從體系(authority-client system),這也是許多第三世界殖民地(尤其東南亞)的一個普遍現象。
本來這個兩截政治體系相安無事了幾十年,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國民黨執政基礎在民主化和本土化之下開始鬆動,對地方上的控制不若以前嚴密,加上新興民主化勢力來勢洶洶,對地方勢力的管控進一步放鬆,原本不准許後者進入中央的默契也被打破,尤其到了九十年代,在李登輝對抗非主流勢力的過程中,引進了地方勢力作為抗衡,這時黑金趁機而入,大舉進入中央政府,一般外界所說的黑道治國就是從此時開始。
台灣的黑金政治本來就有他的土壤與溫床,只是先被日本人鎮壓,再被國民黨打包,然而一旦本土化進程開始,這個原本就屬於地方政治的"病毒"自然而然便再次發作,這是事所必然,不是該不該,對不對的問題。這也是台灣人終究必須誠實面對的問題,台灣這個地方一直還不是個真正現代性意義上的文明社會,許多地方的陋習和莫名其妙的傳統也都沒有進一步的揚棄,台灣既沒有真正經歷西方那種自下而上,普遍自發性的啟蒙運動,也沒有像日本那樣,由菁英階層帶頭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台灣的"現代"面貌只是表層的,沒有真正進入到集體思維和精神的層面,黑金政治不過是其一,不守法,社會對資本家貪婪的過度放任與默許,缺乏左派力量的制衡所導致的日益嚴重的階級不平等,都屬於同一系列的衍生出來的現象。
想到隨便寫寫,你要是有耐心看到這裡,你肯定不是典型的台灣人,我必須表示佩服,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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